近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获取首份中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单，预测得出全国58个流域的“抗生素环境浓度地图”。在北方海河流域污染最严重，在南方珠江流域污染最严重。尽管珠江流域的抗生素排放总量低于洞庭湖、淮河、长江等流域，但珠江流域的抗生素单位面积排放密度在全国58个流域中属于最高等级，达到70.3-109千克/平方公里·年。

　　全国58个流域都被抗生素污染的现实直指今天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法则，天地人合一。体现在人类健康上面，即是“同一世界，同一健康”。显然，这种关系绝不是像中国2008年奥运会口号“同一世界，同一梦想”那么浪漫，也更非“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那么甜蜜，而是一种一损俱损的痛苦。因为，你住珠江头，他住珠江尾，共饮污染水。

　　人类的生存和健康离不开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环境、气候以及人与人相处的行为方式，鉴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出现数十种新的人类传染病都与动物和环境有关，2004年国际野生动物学会在泰国曼谷召开了“同一世界，同一健康”（One World，One Health）会议，重新强调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健康紧密相关，以及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对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的重要影响。

　　人的生存和健康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哲学思考在最早的东西方思维中都能追溯到源头。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其约公元前400年的著作《论空气、水和地域》中提出，人类的健康（公共卫生）取决于环境的清洁。与此同时，中国的庄子（前369-前286）在其著作《庄子·山木》指出，“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阐明了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共存共生的。因此，人的健康也取决于生态和环境的健康。

　　但是，今天人们几乎忘掉这一点了，于是才有了“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明确概念，并希望向全球传递这一理念。不幸的是，中国目前的水、环境和生态污染表明，“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理念并没有得到传播，更不用说人们广泛认同这一理念了。抗生素污染全国58个流域其实就包含人与生态，人与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突出的是反映出人的短视和对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背离。

　　中国的河流和土壤被抗生素污染的事实基础是，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吨，其中48%为人用抗生素，52%为兽用抗生素。中国东部的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在抗生素消费的和排放中，养殖业又占了大头。在污染水体的36种常见抗生素中，兽用抗生素的比例高达84.3%，其中阿莫西林占第一位。

　　在养殖业中，一头猪的平均污水排放相当于10个人的排放量，并且养殖厂排放污水中的抗生素随污水进入受纳水体和土壤环境，也有可能渗入地下水。由于没有监管，也没有水体和环境中抗生素排放的限制指标，目前中国抗生素残余排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表明，近六成儿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2014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等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

　　滥用和排放抗生素到环境和水体中显然源于一种“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观念，而且误以为把抗生素排放到环境后就万事大吉，顶多也就是危及下游和他人，与己无关。然而，在同一世界的环境下，通过同饮一江水，甚至空气的传播，所有人都会遭遇两种危害。一是直接损害人体健康。因为，环境中残留的抗生素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二是造成更多的耐药菌产生，让耐药菌在细菌、动物和人类之间循环传播，增加致病性。2000年至2014年出现绿脓杆菌，对阿莫西林等8种抗生素耐药性达100%；肺炎克雷伯氏菌，对西力欣、复达欣等16种高档抗生素的耐药性高达52%-100%。现在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耐药菌甚至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因此，所有人的健康都难以保全。

　　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行为主要指向满足人的需求为目标，“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理念也会背离，人的健康也难保障。例如，今天有一个现实是希波克拉底和庄子等人并没有面临和认识的，即人类过多地挤压动物的空间，导致更多的人兽共患病发生。统计表明，目前人兽共患病有200多种，75%新发传染病为人兽共患病。60%的人兽共患病来自动物，80%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可寄生于多种宿主，在新发现的132种致人患病的病原微生物中，有99种为人兽共患病病原微生物，能够引起人类疾病的人兽共患病病原体是非人兽共患病病原体的2倍。

　　产生这一切后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和人挤压了动物更多的生存空间，例如，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都是从动物传播到人，而起因则是人捕食野生动物。如果人类不能保证环境的干净，如用抗生素和其他工业污染物污染环境，以及挤压野生动物的空间，人就不能自保自身的健康。因为，今天不止是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就连环境和生态都不会是一个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