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行政长官的选举改革为何如此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其改革方案在立法会中被否决的结果引来了无数观察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评论。香港的本次政改失败具有深刻的原因。如果仅仅对投票过程和结果作出观察，就只能看到一种逻辑上近乎矛盾的表象：被香港反对派称之为反民主的社会势力支持香港普选，而标榜泛民主派的势力却断送了2017年香港普选行政长官的机会。

　　客观地讲，中国政府对于在香港发展选举政治并不持反对立场，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乐观其成。1984和1985年，当港英政府实行“建立代议政制”的改革，中国政府从未来落实“一国两制”的大局考虑，将这种政改的成果作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基本法中予以确认。显然，当时中英双方在香港发展民主政制问题上是有交集点的。从1991年开始，彭定康不顾中方反对，以偷步方式实行“两局分途”，中方作出了“另起炉灶”的回应。

　　人们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香港回归过渡期内对于港英政府的两次大的改革变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前次变革是在香港回归过度期的前期，且“代议制”变革的核心是使各界精英能够未来的议会中具有话语权，这符合中方对于香港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判断。而后一次变革发生在香港回归的临近期，目的在于加速香港政治化过程，矛头直指“行政主导”，这会对“九七”后的香港治理不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对此洞若观火，他对彭定康作出这样一种定性评价——“历史的罪人”。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个评价的深层含义，只是认为这个评价是鲁平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对对手作出的一种抱怨。其实不然。这是鲁平对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彭定康殖民当局试图将香港推向高度政治化所作出的阻遏性“警告”。彭定康的政改所带来的无法纠正的后果是，香港社会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的雏型得以形成，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政党政治是使一个经济社会能够迅速走向政治化的强大推手。观察现实的香港社会，细细品味鲁平的这一警告，更能体会其意味深长。

　　“九七”以后，随着“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衍生出一个特殊的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关系问题。香港社会各种政治议题的争论也使意识形态分野的两大势力在政治上演变成与中央关系亲疏的两股力量。在激烈选举的竞争中，最终形成了以是否拥护中央作为分野的政党政治格局。在本次围绕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泛民政党先后提出“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候选人的主张，中央考虑到这两种提名方式在政治上有可能演变成香港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势力的大比拼，且国家安全利益无法保障，也不符合基本法45条的明确规定，对此作出断然否定。而香港的泛民政党以威胁回应，这就使中央与泛民政党之间本已相互猜忌的关系雪上加霜。

　　从政治道义上讲，中央在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既保持了高姿态，也秉持了法治原则。政改方案被否决，从表面上看，是泛民议员的一种争执上的“胜利”，但从实质上讲，是泛民政党的一个巨大失败。如何看？

　　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是一种大势所趋，而中央在国家主体选举政治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对这种趋势持可定的态度，因为香港是一个不同于国家主体的区域，但中央强调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一定要依据基本法所确定的“循序渐进”和“符合香港实际”原则，因为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既符合“一国两制”的政策目标，也符合国家合租提的利益。而谁能对2017年的行政长官普选方式是否符合这两条原则作出判断，当然是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者的中央。对于中央所具有香港政治的主导权，国际社会和香港社会大体上讲，是不具争议的，而香港的泛民政党联合捆绑来否决特区政府依据中央规定而提出的方案，却有挑战中央之嫌。所以，香港受外部势力支持的泛民议员作出否决政改举动后，同情泛民的国家即使想对中央施压，也无法找到在道义上说三道四的理由。

　　从表面上看，泛民议员这次作出否决的举动是因为行政长官普选的提名程序问题，而恰好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法第45条是具有十分明确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的程序规定的。泛民政党在这一问题上对被否决的普选作出“真”“假”的判断只能使其否决举动沦为一种大众无法作出是非判断的情感宣泄。至少在制度层面无法获得正当性的依据。

　　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到底说明了那些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从未来香港前景看，这的确是需要作出回应的问题。

　　香港泛民议员敢于捆绑对政改方案作出否决举动说明，其在香港社会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存在既与香港的“殖民现代化”历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盲目的社会性“制度傲慢”相关，也与中国现代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相连。否认这一历史判断，就无法理解香港回归18年为什么香港社会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所以，如何实现对香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长期有效治理是一个值得中央深思的重大问题。

　　政改方案被否决还反映出香港泛民议员政治上的幼稚和缺乏理性。他们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行使否决权到底对于香港的进步和对于自己的利益是件坏事还是好事？不可改变的现实是，香港是中国中央政府治下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因此，在政治博弈中，博弈双方都应采取“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原则。香港泛民议员的否决举动只能说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