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贫困是现代中国的一道疮疤，而我们要去掉这块疤，需要扶贫思维的拓宽：不能只立足于解决贫困人口衣食住行的眼前需求，也要把关涉脱贫根本的公共投入纳入扶贫视野。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有的人畜混居，有的住茅草房。四川大凉山区，有村民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大米，肉一年最多吃3次，在贵州荔波县，一个1200多人的村庄，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日前，新华社集中呈现了“中国最穷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衣食住行，样样令人心酸”的总结灼痛人心。

　　当城里的人们在讨论生活成本高低时，有些地方的孩子可能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发达省份“富可敌国”的时候，有些地区的老人可能还栖身于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透过媒体清晰的镜头，很多人悲痛地发现，在现代中国，竟还有这么一群人为活着而挣扎，这跟许多人“现世安稳”的庸常生活情景反差太大。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境遇判若天壤，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撕裂感。可以说，部分人的极度贫困已到了社会公众忍耐的边缘，也吞噬着那些特困户的个体尊严。而时下太多惨剧的引线就是“贫困”，它们作为贫困并发症也增添着社会悲剧增量。无论是从个体权利还是群体福祉，这些特困户的境遇都该受到社会关切。

　　也正基于贫困人口境遇与当下扶贫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强调：我国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冲刺期”的定性，跟当下国内扶贫的阶段性特征相符：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今我国累计减贫逾7亿人，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近年来国家投入的扶贫资金越来越多，但有些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的贫困堡垒仍待攻克。

　　但得看到，在扶贫冲刺期，那种囿于“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思路也该得以调整：就扶贫开发工作而言，要真正将各种外部助力放在“人”上面，更注重公共投入，并将其纳入扶贫的大盘子中，而非单纯砸钱，或者是着重支持“短平快”项目。

　　就拿基础教育来说，大凉山一个村庄适龄儿童没读书的就有上百人；贵州荔波县一个1200多人的村庄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连义务教育普及都成奢望，这本质上就是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问题。据了解，仅2014年，四川凉山州就投入中央、省、州、县（市）各级资金13.28亿元积极推进教育惠民工程，覆盖了全州72万名义务教育学生。可这么多适龄儿童失学，无论是民众对教育概念模糊，还是层层落实不力，都说明地方教育兜底、配套宣传投入的不足。以这样的人口素质，即便倾注再大的扶贫热情、投入再多扶贫资金，也难真正实现脱贫。

　　比起资金“输血”，在教育、交通乃至生态移民等层面的投入，尽管未必合乎“立马见政绩”的扶贫考核需要，但它关涉长远可持续的脱贫。就此看，无论是扶贫观念拓宽，还是扶贫绩效评估，都应将“造血”性的公共投入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说到底，极端贫困是现代中国的一道疮疤，而我们要去掉这块疤，需要扶贫思维的拓宽：扶贫不能只立足于解决贫困人口衣食住行的眼前需求，也要着眼于“树人”，把关涉脱贫根本的公共投入纳入扶贫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