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府办公厅新近出台《关于控制老城范围内学校医院合理规模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首次动用问责制度，严禁老城范围内学校、医院原地扩建，引导教育、医疗优质资源向郊区和新区迁移，以带动人口疏散，加快老城功能疏散。（2月26日《新华日报》）

　　这是南京首次用红头文件形式，对学校、医院在老城原地扩建进行刚性约束，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

　　从南京这座古城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老城区学校医院扩建也是到了非禁不可的地步。老城区人口密集，不足全市4%面积的四个老城区，却常住了全市四成以上人口，真是堵得不行、病得不轻。城市要发展，“堵成一锅粥”可不行，必须引导扎堆于老城的人口往新城、郊区或开发区前移。

　　可话说回来，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而言，生活设施便利、公共配给充足、各项服务完善的老城区，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恨不得削尖脑袋挤进去，现在提出人口要往新城、郊区转移，谈何容易。其实不只是南京，老城“负荷过重”的问题在国内不少城市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人口密集区域的公共交通设施里，“前胸贴后背”早已成为常态。

　　追根溯源，老城区拥挤不堪，很大程度因优质公共资源过于聚集。南京的鼓楼区“坐拥”了市内大部分高质量和高级别医院，拥有全市近三成床位，公立医院扎堆，想分流病人都难；四个老城区也汇集了南京大部分的优质中小学校，尤其是优质公立学校的集聚，让“一切为了孩子”的父母砸锅卖铁也要往里挤。南京如此，其它城市也大致相当，譬如武汉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也基本集中在武昌和汉口的几个区，人、财、物也赶趟一般往这些地方集聚。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存在资源过于集中在老城区的老毛病。

　　其实，严禁老城范围内学校、医院原地扩建，南京并没有饮得“头啖汤”。早在南京之前，北京、广州和武汉都提出过类似思路。如武汉提出中心城区不再新建大型公立医院；北京“十二五”严格控制中心城区大型综合医院新建和扩建，中心城区三级医院将不再增加床位；广州主城区不再建大中型医院，等等。今年1月，广东更是提出“除县级医院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新建、扩建公立医院”，为优质医疗资源迁出老城区、下沉到基层提供了政策指引。

　　优质公共资源均衡化，方向显然是好的，但能不能执行却要打个问号。“禁扩建”的思路，国内个别城市早在2006年就曾提出过，但在利益驱动下，在个别审批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下，一些学校、医院把“禁扩建”命令当耳边风，不断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即便遭到举报，一些学校或医院依然在扩建上“我行我素”，说到底还是缺乏追责制度，违规动作不见惩罚，违规项目未见清理，扩建之风自然也就“吹又生”了。

　　所以，《意见》明确提出的“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让南京在“禁扩建”之路上走得比其它城市都要远。不管是通报批评，暂停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等级评审等审批和财政资金安排，还是追究相关单位和相关审批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都比之前只见思路未见惩戒来得有效。“责任追究制”倘能真刀实枪执行，那些打着扩建算盘的公立学校和医院，那些习惯了“放任不管”的审批部门，不可能不忌惮。

　　优质公共资源均衡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那些受老城拥挤之苦的城市，应借鉴南京的做法，出台“问责制”，为优质公共资源均衡化托底。只有把惩戒之剑悬在头顶，“禁扩建”才有执行的可能，环境优美、布局完整的新型之城才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