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东电白、福建安溪、湖南双峰等地采访发现，打击通讯信息诈骗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基层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抓得到判不了”，导致相当一部分诈骗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司法打击在当地陷入了“无震慑”困境，使得诈骗分子愿意铤而走险。

　　电信诈骗分子的狡猾，给警方取证带来极大的困难，而缺少充分的罪证正是法院难以从重惩处的原因。曾有专家介绍，某些法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为了打击金融犯罪，其法律不仅严苛，而且规定此类犯罪“疑罪从有”，当事人必须自证清白，否则面临倾家荡产的重罚。（必须强调，人身犯罪与此相反，应当“疑罪从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一直平稳前进。自1979年颁布《刑事诉讼法》开始，法律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都指明应作“无罪判决”或“宣告无罪”。可以说，在涉及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疑罪从无”是正确的原则。然而，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参与的双方或各方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一些处心积虑钻法律空子的人掌握了逃避法律约束的“旁门左道”，由此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由于犯罪分子的反侦察能力不低，掌握其犯罪证据异常艰难；即使依法惩处，也不得不依较轻罪名判罚。司法打击因而陷入了“无震慑”的困境。

　　对经济犯罪和人身犯罪采取相反的认定原则，即对经济犯罪采取“疑罪从有”的认定原则，要求嫌疑人自证清白，否则承担足以令其不敢再犯的重罚，应该是不得不选的司法打击方式。否则，不仅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得不到保护，还会导致更多地区恶化成“电信诈骗村”、“电信诈骗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