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得奢靡之风吹了多久了，反正似乎人人都习以为常了，还有谁会想到要探寻它从何而来呢？可喜的是，节约的新风不时从高层吹来，让人觉得清新、惬意，还有久违了的亲切。最新的一阵新风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议上，喝过的矿泉水瓶子上可以做记号，以便接着喝，所用的纸张也都是再生纸。高层的行为必然会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宣传要跟上，要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

　　不久前曾读过一条比较极端的新闻，说有一个城市姑娘，热衷于网购衣服，买来之后，不满意就扔掉，有的衣服都没有拆封就扔掉了，以至于快递员动了邪念，杀死了这个姑娘，抢了她的家。其实不但城市里，农村的浪费也相当惊人。今年春天，我在京郊农村的一个小树林里散步，看见地上有一堆红色的东西，走近一看，是一件羽绒服，还挺新的，不知道为什么被它的主人抛弃了。

　　过去和现在的反差非常强烈。100年前，有一位名叫明恩傅的美国传教士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人的性格》，记录了他在我国北方农村多年的观察。他对中国人的节约印象十分深刻，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比如，家家户户连一块破布也舍不得扔掉，要用来纳鞋底；许多人家在两个房间之间的墙壁上会打一个洞，中间放一盏油灯，这就可以照亮两边等等。其实，这些对于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并不陌生。那时候农村里基本上没有垃圾。就说破布吧，即使小到连纳鞋底都不行，也不会扔，而是攒起来，可以用来换关东糖。那时候常有走街串巷的小贩，高喊：“破布头烂棉絮换糖吃！”

　　考察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人一方面有节约的美德，同时也有奢华的传统，就看在社会的什么位置上。许多人穷的时候没有办法，一有了钱就显摆。石崇斗富的故事家喻户晓，其实他们斗的是地位。几千年等级社会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刻上了深深的烙印：一定要登上阶梯的高层，决不能被挤到下层去。高层的标志是什么？是富贵。富就是有钱，贵就是有官位。久而久之，富贵就成了最普通的祝福话，成了每个人的追求。很多时候，仅仅说“富贵”还不够，还要说“大富大贵”。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穿金戴银、一掷千金往往是显示地位的一种手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禁欲主义的文化传统，佛教的禁欲主义到了中国就吃不开。比如佛教不许信徒吃肉喝酒，可在中国，留下好名声的往往是那些喝酒吃肉的信徒，如武松、鲁达、济公。这样的土壤派生了以衣帽取人的风俗。我曾穿了一件变了形、有点松垮的T恤，拎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只空饭盒，到一家小饭店里去买饺子。因为还不到饭点儿，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都在聊天。见我进去，一位厨师问：“什么事啊你？”其他人都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我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其中一位比较年轻的女子很机灵，看我不像是个要饭的，就说：“你是来买饭的吧？” 人年纪大了一点，阅尽了人间春色，往往把许多事情看淡了，穿衣戴帽方面也就不讲究了。我有一位邻居，八十多岁了，是部队的一位离休干部，他就穿了一件领子上打了个大补丁的T恤，高高兴兴、自自然然地和我说话，丝毫不以为意。他越是这样，我就越尊敬他。我想，这才是庄子所说的真人。个人如此，群体也如此。多年前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我亲眼看见一个中年汉子穿着一件背上破了几个洞的T恤进了超市，人来人往的，没有一个人注意他的衣服。这是为什么？第一，人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十多倍，居民大多见过世面，浓极而淡，在不太严肃的场合穿衣服都比较随便。第二，他们贫富差距小，传统上也不是一个等级观念强烈的民族，既没有炫富的市场，也不必担心别人会把自己看作乞丐。贫困的时候节俭多半是无奈，富起来以后还能节俭才是修养。我希望媒体大造舆论，大讲特讲，务必使节俭观念深入人心。当然，要改变人的心理，还应该改变那些影响人心理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