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稍长者，可能还有出门带“单位证明”“介绍信”的记忆。即便现在，很多人也遭遇过这样的麻烦：出国旅游办护照，得回趟老家；没有居住地户口，孩子上学得托关系……在一个如水流活的时代，旧的户籍制度越发成了社会活力的绊脚石。

　　正因此，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再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再以户籍制度为研究重点。近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更标志这一基础性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有几类改革可以“往前排”，一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改革，一是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改革，一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改革，一是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户籍制度改革在“改革排序”中无疑有着很大的优先性。从近2.7亿农民工的权利保障，到整个国家城镇化的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说是一个“风口”。

　　不过，这一改革并非那么“单纯”，而是涉及整个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和调整。有手握大城市户口的朋友，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户籍放开”的担忧：去医院看病可能要起得更早去排队，孩子上学也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等等。而一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也心存疑虑：过去还有土地托底，户口一变岂不是更没根儿了？

　　这样的担忧，固然有些执着于“小我”的自私，但社会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小我”组成，每个人都很难不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或许也是户籍制度改革所面临的另一种“围城困境”：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却不想让人进来；进不来的想进来，进来了的却还想着进出自由。各地发展水平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不同，要协调一致，颇有难度。

　　这样“深水区”的改革，想要一夜之间就放开所有限制，肯定不可能。在过渡性的居住证等制度还未建立、在公共服务的财政还未配套的情况下，“绝对的放开”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混乱。与中国的很多改革举措一样，户籍制度改革也会是“日拱一卒”的渐进过程，也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也需要“到哪个坡唱哪个歌”的因地制宜。这也决定了在这场改革中，保持合理的预期远比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更有意义，探清水情也远比匆匆忙忙脱鞋过河要更加科学。

　　户籍改革之所以难，在于它背后附着的福利权益。如果不得不离开故土、改变原有生活方式后，却发现，城里人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权益自己依然无法享受，或者说，只是“看得到摸不着”——比如医保、养老，需要个人承担的部分，对大多数过去“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门槛还比较高。既失去了土地资本又难以享受城里“好处”，难免有农民要抱怨“被上楼”，感叹户籍一转，“回不去的农村，融不进的城市”。正因此，一些户籍制度改革先行的省份，承诺将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权益依旧保留，所谓“不脱旧衣又穿新衣”，兼顾了群众的权益。但最终，城乡如何实现户籍“一元化”，如何让户口与背后的权益和服务统一起来，还需要爬坡过坎。

　　因此，接下来各地方各部门在落实《意见》、研究制定政策时，一方面，要多探探水情，想想改革要达到什么效果、能做到什么程度，全面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从吸引人才、资金或是支持楼市的角度考虑，而是更要了解群众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防止出现“被落户”“拉进城”的情况。

　　放在历史视野中看，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区别，何尝不是传统农业文明决定性的转身？公民更自由的迁徙意味着现代性的增强。在一个历史持续几千年未有中断的国家，这注定不是一条平凡之路，只有艰辛而勇毅地走下去，才能看到明天已在眼前。(张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