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时说，“当然，澳大利亚人看待日本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友善，但即使在二战期间，即使我们不认同日本的作为，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战争中的技能与使命必达的荣誉感相当钦佩”。他还说，“战争中最激烈的对手也能变成最好的朋友。二战后日本一直是国际公民典范，考虑到它是国际一等公民，我欢迎日本全面参与国际大家庭，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地区更有能力的战略伙伴”。

　　阿博特的这番话引起内外相当的反弹，有参加对日作战的澳大利亚老兵激烈地批评他的说法。二战中，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对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实施数十次空袭，投向那里的炸弹比投向珍珠港的还多，约1.7万名澳大利亚士兵在对日作战中阵亡。阿博特是战后一代人，他与战时参与者的感受，差异是很大的。

　　阿博特这番话有自身的利益考虑，安倍此访带来了两项大礼：一是放宽澳牛肉进口限制，二是加强了日潜艇进口等军事合作。此外，这些话也包含了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含义。

　　然而，以钦佩曾经的战争对手杀人“专业”的方式向之示好，即使认为可以搔到安倍的心理痒处，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好的外交表述，而且具有某种情感伤害性、内在矛盾性和逻辑混乱性，只能归结为外交“放言”而“失言”一类。此外，这种多少有点肉麻的示好，也很容易导致澳大利亚得此失彼的利益失衡。

　　“放言”一词，日文中有，和中文字一样，意也一样。过去，日本有若干高官因在战争历史问题上“放言”而辞职。近年，日本社会右倾化明显，和平力量的制约有相当的削弱。在这一情势下，阿博特的言论实在不合时宜。

　　其实，日本最近的“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之举，修的就是美国战后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要突破美国战后对日本的羁系。美国现在雄心虽在却力有不逮，也就有意放松缰绳，二者合流，形成今日之局。这种复杂格局未来如何演变，恐怕只有天晓得。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还是保持了某种弹性。对澳大利亚来说，也是慎“放言”，保持弹性较好。(黄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