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发布的中国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称，官员形象危机呈“多元高发”态势，群众认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依次为：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

　　在一些地方官民关系不融洽、网上对官员更是一边倒嘲骂的今天，这样一个研究报告的出笼，其效果无异于抛出一枚炸弹。透过这个研究报告的结论，从前对官员观感不好的人得到了“学术支持”和“科学论证”，从前对官员不那么厌恶的人也不免要怀疑自己的价值判断。

　　对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在其科学性上似乎应无保留地表示信任，但即使是门外汉，也该有置喙的权利。普通公务员不宜称为官员已是常识，把普通公务员、甚至连公务员都算不上的人群一概冠以官员的名头，无疑是对官员适用群体的泛化。比如，把城管当做官员群体是否恰当？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眼下城管的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公务员，也有事业编制人员，还有合同工，而又往往以后两者占绝大多数，那么，有什么理由给城管贴上官员群体的标签呢？

　　对一个人的形象作出客观评价尚难，评价从事不同工作的官员群体形象更非易事。这当然不是说，参与调查的群众的评判尺度没有客观性。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评价不只是一种主观判断，那么就一定与评价者的直接或间接经验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与群众发生日常而广泛联系的官员群体，比那些不那么经常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官员群体，更容易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因之也易于得到好评或差评。这就好比人们进餐馆吃饭，对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可以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而要给难得一见的经理、老板打形象分，则只能是勉为其难，说好或不好都不是负责任的表现。

　　人们基于个人的亲身经历，或是仅仅通过媒体披露的材料，都可能对某一群体产生某种观感，而不大去区分其间可能存在的地域性差别。即使很少与城管打交道的人，若一再听到城管暴力执法的消息，也不免对这一群体产生某种厌恶之情。当然，从本质上来说，人们不应是厌恶城管，而应是厌恶暴力执法本身，但任何执法者若失去法治底线都将使人恐惧。

　　城管名列形象最差之首，自然有客观依据，但假如城管真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要与人民为敌，那么就该被彻底取缔，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在最差排行“名列前茅”的其他群体中，同样存在素质不高、作风简单粗暴等弊端，这些令人反感的弊端有时表现为群体性特征，更多则以个别的极端行为得以凸显放大，“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由此也可见，个体的不良表现足以拖累群体的社会评价。

　　所谓“官员形象危机”并不自今日始，其实也不只是官员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在其他群体眼中或许同样堪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须以整顿吏治、改善官员形象为前提，也须以社会整体进步为前提。

　　110多年前，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所谓关于内治者何也？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话说得如此漂亮繁复，其实不过是“官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意思。（作者滕朝阳是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