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截至2013年底，广州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相加已超过1600万，位居超大城市行列。超大城市的城市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单纯是因为城市规模大而造成的吗？

　　蔡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超大城市，这些城市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防治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二是如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潜力。但必须明确一个观念，聚集效应是城市化的经济学依据，城市大不是问题，而是天然的优势。

　　城市病不是人口问题，比如纽约也是超大城市，人口众多但非常繁荣，纽约的城市病相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来说，反而并不很严重。另外，城市病也不是市场失灵造成的，更与人口来源无关。城市病的形成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的问题，是因为产业发展不足、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

　　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

　　记者：目前，广州提出了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途径以破解城市病。怎样看待防治城市病，给政府治理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

　　蔡昉：是的，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任务。具体而言，第一步就是政府要重新定位。过去地方政府主要追求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提高地方GDP，这样的城市定位未来仍然是需要的，但会有所弱化。过去因为我国跟外国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政府协调、招商引资有利于缩小差距，这时候政府的这种作用是积极的。但是未来中国发展程度更高了，技术差距小了，经济要再发展，必须依靠企业自身的创新。这也意味着有的企业要垮掉，这时候政府过多干预，想尽办法不让那些该淘汰的企业退出，保护功能过强反而打击了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

　　因此，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的任务，应该成为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但过去，政府擅长的是推动经济增长，转变刚开始不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政府转型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之后，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但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这一阶段，政府职能必须顺应这一阶段的要求。

　　广州要做好人力储备

　　记者：最新数据表明，广州的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常住人口。与广州一样，国内还有很多大城市也存在为数不少的外来人口。超大城市应怎样为外来人口服务？

　　蔡昉：当前，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排斥外来人口的趋势，比如很多外来工没有户口，住房问题也很严峻。我认为，排斥外来人口短时间内对缓解城市病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总体来看，未来一定会影响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和长远发展。政府在调控人口时，既要看到外来人口带来的成本，也要看到外来人口带来的收益。我们应当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挖潜人口红利，总体来看收益是大于成本的。我们也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制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比如将农民工子女纳入义务教育，更多地可以靠中央政府买单。而地方政府也要认识到，今后受劳动力不足的制约，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没有开放包容的政策导向，一定会把劳动力资源拱手让给别的城市。

　　在城市的竞争之中，谁能善待农民工，谁就能为未来发展赢得更好的人力资源。大学生重要，普通劳动者也重要。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政府必须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人力资源储备。

　　记者：不久前，“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当“人口红利”逐渐淡出，中国经济驱动力如何挖潜？

　　蔡昉：中国此前已经是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以15岁至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来计算，目前已经走过“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点。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这是从前没有过的。随后一直延续到2010年，这一年适龄劳动人口达到峰值，随后便逐年下降。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曾经最重要的驱动力，即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对这种减速，就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而依靠改革红利来驱动经济增长。比如通过户籍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生产率，还可以通过改革提高学前教育入学率、小学至高中升学率等。

　　此外，还应该继续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我们预测实施“单独二孩”后，我国的生育率将有一些提高，推进到“普遍二孩”还可进一步提高。但总体来说，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于生育率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当然，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国家出台“单独二孩”政策，目的也是要过渡到“普遍二孩”，但应分步进行。我个人希望在短期内完成这一过渡。

　　广州应探索教育新机制

　　记者：同为超大城市，广州与北京、上海相比，有何独特的优势，又会遇到什么特别的挑战？

　　蔡昉：我们常说“北上广”，但其实这三个城市的模式不太一样。广州的优势在于更加包容，有些城市的外来人口政策开始收紧了，广州没有这个迹象。另外，北京、上海的“未富先老”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广州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广州可以利用的人口红利能够延长一段时间，这一点非常有利，这也意味着未来广州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养老保险金缺口会来得相对晚一些。

　　谈到广州面临的挑战，与北京、上海相比，珠三角地区更依靠制造业，这恰恰是中国比较优势丧失最快的一个产业。因此，广州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任务，新技能人才不足等现象也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广州应该探索一个能让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的新机制。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办普通大学，让年轻一代掌握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及如何在就业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学习欲望。这是需要广州去探索的。（张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