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宜人为进行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指标去衡量。

　　高投资模式赖以生存的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对于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而在企业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时，一些大企业却寄希望于通过借贷进行资本套利。2002年-2012年间，我国外债的期限结构变化较大。2004年前，中长期外债的比例高于短期外债。随后二者的地位出现反转并且逐渐拉开差距，短期外债从2002年的42.97%增长到了2011年的72.07%。

　　一方面，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和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招商引资等长期资金需求开始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利率管制和信贷调控，出于对更廉价资金的需求，不少国内企业开始寻求海外融资，例如万科、碧桂园、龙湖地产等房地产企业，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

　　到底如何认识中国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这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问题。过去3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是9.8%，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约占60%左右。可以说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宜人为进行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和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的指标去衡量。

　　因此，如何提升投资效率成为新的课题。中国经济难以像过去一样实现10%以上的增长，但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和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储蓄依然是中国的优势，如果很好地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将会形成当前乃至长远的资本存量，这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是有益的。

　　未来五年，中国需要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核心推动相关领域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三是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金补充机制，使企业恢复到健康的资产负债率水平。

　　四是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由于垄断经营的存在，民营资本很难进入或者充分进入。建议政府在充分借鉴和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负面清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张茉楠 中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