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28日起启用的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从16日起暂停试点，这是目前全国25个试点中首个暂停使用的“婴儿安全岛”，在此前48天中，“安全岛”共接收弃婴262名。为何启动试点不足两个月就宣布暂停使用？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安全岛的启动，广州市福利院接受弃婴的数量远远超过预期，并且已经达到了极限。（3月17日《南方日报》）

　　广州“婴儿安全岛”吹响暂停哨，从情感上来说很遗憾，但就结果而言，却是在意料之中。因为从试点开始的那天，安全岛实际上打了全社会弃婴福利缺失的补丁。并且，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基数、便利的交通条件，注定会成为婴儿遗弃的洼地，真正考验的是广州市公共福利的供给能力。以一隅负载华南甚至更大区域，到达极限只是早晚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48天、262名弃婴，反过来看这么一组数据，又何尝不是儿童公共福利脆弱的缩影？且不说将262名弃婴放到“大珠三角”超过8000万人口的对比中，看弃婴现象是多了还是少了，单凭262名弃婴的增量，相对于拥有1270万人口的城市，相关福利的余量实际上并不宽裕。经济发达的广州尚且如此，其他的城市恐怕难以乐观。事实上，很多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福利机构与供给一直都是短板，这一点在类似于“袁厉害案”的反思中，差不多都是诟病的靶子之一。

　　当然，广州“婴儿安全岛”的试点，也在为其他城市福利供给埋单。这充分说明，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需要整体联动，实现均衡配置，形成一体化，才可能给特殊群体兜起共同的底线，支起应有的安全网。否则，任何局于一隅，独善其身的机制，都可能成为特定诉求堆积的洼地。譬如，“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在南京等大城市，都发生过弃婴骤增的现象。由此，不免担心“婴儿安全岛”在广州暂时关闭，会不会诱发这一机制的多米诺效应？

　　其实，社会的进步并不在于制度的设计是否充满人性关怀，而恰恰是能够让制度建立在经济保障支撑的基础之上。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总是说得多而做得少。譬如，“婴儿安全岛”只是规范收养的一个官方环节，而对于收养，早在去年7月份，民政部等七部委曾联合发文要求禁止私自收留弃婴，然而美好的善意绝不是一纸文件所能承载。

　　叫停“安全岛”不是广州的尴尬，它恰如社会福利的一枚试纸，检验出基础的薄弱。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应当更加注重设施、队伍等基本要素的供给，强化基础建设的支撑作用。首先应在立法上完成顶层设计，解决好公共福利机构怎么布局、怎么建设的标准问题；其次应在投入上建立稳定的支出机制，解决好公共财政、公益彩票基金怎么切块等问题，给福利建设造血；第三，逐步开放社会公益慈善兴办社会福利领域，拓展层面，形成官办福利的有益补充。在此基础上，建立统筹区域乃至全国社会福利资源共享机制，优化配置和提高使用效率，才能使得任何运行机制显得更顺畅。（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