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广州市民雷闯不满硬座票与无座票价格相同，依据《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状告广深铁路公司。据悉，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当场立案，该案定于3月6日开庭审理。雷闯称，法院顺利立案已让其很吃惊，能否胜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过程能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

　　站票全价，每到春运都是热议的话题。公众对此的讨论，除了内含消费权益受损感外，更多的还是一种权利申诉。市民雷闯为此起讼，体现出敢于维权的公民精神；而涉事法院能“破例”立案，也收获了不少好评。

　　选择诉讼当然是个可选方式，但其结果未必就那么乐观。首先，市民的站票诉讼站位于个人的立场，属于民事诉讼，即便是赢了官司，直接的结果是赔偿，而非对定价机制的纠偏，加之我们的司法并非判例制度，对类似的诉讼并不具依据作用，最大的效果无非是道义上的胜利。

　　其次，能否赢得官司还值得存疑，价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取决于定价依据。目前，铁路票价的定价主要依据《铁路客运运价规则》，该规则是原铁道部与国家发改委共同制定的。单纯从站票全价来说，尽管反映出规则有失公平，但作为国家层面的规章，依然具有法律效力。问题的难点就在于，消费者个体在诉讼的通道里，并没有提请修改规则的权利。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公平是权益制衡的结果。实质上，“站票官司”就是维权短板的另类表达，指控的是消费者在规则体系中表达与主导的失灵。这样的尴尬并不止于一张小小的站票，还存在于诸如银行收费、“霸王条款”等消费领域。

　　根据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求，要改变消费者的诉求表达处境，一方面，公共管理层面应从市场收回有形的手，通过健全市场规则、壮大社会组织，把诸多的关系交给市场自主调节；另一方面，应着力构建争议协商机制、诉讼机制，比如价格听证、公益诉讼等等，通过沟通、对话、辩论，不断修补规则的漏洞，在博弈中实现共赢。（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