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并将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16日零时起实施机动车限购，购车指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12月16日新华网）。

　　昨天，这做法在网上受到大量吐槽。一项在线调查也表明，大多数人不支持此举，认为“硬性限制会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我们对这种做法也有四点担忧。

　　担忧之一是限购变促销。政府出台此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和减少一地汽车保有量来治理拥堵和污染，即“以时间换空间”，本意可能是好的，或许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我们担心，由于政府人为造成的“紧缺”和“稀罕”会刺激车市，使原本有些购买梯度或先后的消费行为演变为爆发性和非理性抢购，反而一下子搞乱了车市，使拥堵之地，甚至更大范围里瞬间大量提升汽车保有量，治理拥堵和污染的设计也就落空或情况更糟。昨天的事实似乎也在验证我们这种担心。天津又出现近年一些大城市机动车限购令公布后的“盛况”，16日零时前几小时窗口期，各汽车销售店买车像“买大白菜”一样。其实，记者调查发现，天津汽车4S店早有准备，已大量囤积车辆，并将现有商品车上牌备案。很多市民前几天就抢购车了。上次广州突发购车“限购令”，整个华南车市一夜“失衡”，这类“挤压式营销”到底是减车还是增车？

　　担忧之二是突然是即兴。这类“限购令”发得十分突然，事前没有与民间的意见互动，如听证。据说，此举是为了“防腐”。可这样做有效预防了“内部人效应”吗？4S店普通工人都提前得到了信息，制定此政策的政府官员及亲朋好友没有捷足先登或囤积在手？这样的“突然”，如是“即兴”，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和建设阳光政府的要求？在配额指标管理中如何体现对普通消费者的公平和方便，并不会让他们付出额外的“租金”或“佣金”？如何让国内买车不沦为买“世界上最昂贵的铁皮”？如何体现公民共同享有的“路权”？这些都应是政府发出“限购令”之前要考虑周密的问题，“即兴”肯定不行。

　　担忧之三是干预成惯例。昨日有人说，过去全部靠票，现在又靠摇号。这不是简单的闹骚，折射人们对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担忧。目前中国车市大致运行良好，百姓何时买车买什么车，心中有谱，这时政府就不需要过度干预。而当市场真出现问题时，政府可发挥它宏观调控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府干预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颠覆市场原则，政府调控的政策理性应以市场为前提。

　　担忧之四是懒政成借口。大城市突然发一个强力干扰市场规律的“限购令”，在治理拥堵上真的有用吗？此前我国发过此令的城市在治理拥堵和污染上都未见显效。在治理拥堵和污染上，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如大力发展价廉便捷公交、开拓自行车道、优化道路交通、使用低污染的能源等，这才是限制人们购车愿望的高招，而车市在多数情况下就让它按市场规律发展好了。我国香港没有发过汽车限购令，因为香港政府大力发展公交，实现了公交出行对私家车出行的高替代率，减低了人们购车的必须性。周润发在回答他为何总爱坐公交车时就说“太方便了，太舒服了”。丹麦哥本哈根也没有发过汽车限购令，因为城市有非常好的自行车道，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骑车出行。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顾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