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各种研讨会，印象最深的不是专家们的高见，而是他们都喜欢说一句话：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果断，不要被网上的言论所绑架，不要被民愤牵着鼻子走。
比如，参加一个社会保障的主题论坛，谈到延迟退休和事业单位的改革时，有专家义愤填膺地说：有些改革早就该推行了，不能因为网上一反对、舆论一批评，政府立刻就退回不改了，这种息事宁人和缺乏决断力，不是应有的改革态度。参加一个关于资源价格调整的研讨会，专家也是忧心忡忡：中国的资源价格太低了，必须涨价；每次一说要提价，舆论就反对，舆论一反对，涨价的议题就被搁置了——事实上，只要涨价，舆论必然会反对，政府总这样被民意绑架，什么改革都推行不下去。
这类专家观点我很认同，官方在很多问题上确有被民意和网愤所绑架的倾向，因此使一些应有的改革寸步难行。政府决策应尊重民意，但又不能被其绑架和裹胁：一方面，民意不是唯一的参考因素，在很多问题上正当程序比民意更重要，民主才是一种正当程序；另一方面，民意并非一定就是正确的，其中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情绪化和民粹化的声音有时甚嚣尘上。政府的民主决策应该排除各种法外力量的干扰——长官的意志、行政权的左右、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当然也包括这种网络情绪和愤青舆论。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决断力呢？
首先在于，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语境下，这种民粹情绪和网愤的力量，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势的舆论力量。这种情绪站在“我反抗我正义”的道德高地上振臂一呼，在民间很有道义感召力和凝聚力。尤其是这种情绪经由网络发酵和放大后，很容易变成一种来势汹汹无坚不摧的声浪，遮住理性的声音，成为改革的阻力。没有一个政府不头疼于这种汹涌的舆情，“怕事”的官方有时只能选择息事宁人搁置争议。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在很多改革上缺乏足够的制度自信和程序自信。政府在一些改革问题上之所以选择“屈从”网络民粹，并非真的站在民粹那边，改革也是应该的，可政府本身的改革程序并不正当。比如资源产品如水和电的涨价，本来都该涨，可很多时候涨价的听证会形同虚设，垄断国企成天喊亏损，却不把成本清单向社会公布——这就为民意抵制涨价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借口。本身程序不正当，就无法自信地摆脱民愤绑架，进而推行理性的改革。
增税问题上也是如此，无论是资源税还是房产税拟或拥堵税，之所以政府一提“增税”舆论就反对，关键就在于“增税”缺乏正当程序。虽说基本的利益本能导致只要政府增税，舆论必然会反对，但如果增税经由人大讨论和投票，并且将税收流向公开，民意的反对就难以成为阻力。“经由正当程序”是政府可以抵制民愤绑架的最有底气的理由。可是，一些地方政府自身不正，没有依法行政的习惯，当面临那些无理的民意绑架时，自然只能忍气吞声。没有一个正当程序能使政府决策免于民粹阻挠，绑架在所难免。
当然，还因为权力在制度上未被约束，很多地方政府丑闻缠身，权力经不起质疑。这种制度原罪和腐败上的污点，使其在面对舆论压力时缺乏“坚守原则”的底气。原则在权力那里经常成为橡皮泥，权力被滥用，这使政府在利用权力做正确的事情时，也失去了道义正当性。
政府部门易被网愤绑架，还有另一重原因，即不敢负责任。顶着舆论压力做决断，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责任感，因为如果决策出现失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一些官员并无这样的担当，一遇阻力便停止改革。不改革，对他们没有坏处，但如果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仕途。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未来的危机，也不愿接受眼前的微词。
当然，更多时候，“政府被民愤网愤绑架”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受到舆论狙击的规定，最终都还是或明或暗地实施了。一项改革，只要不损害官员的利益，无论一时阻力多大，最终都能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最大的问题不是“被民粹绑架”，而是被官僚阶层绑架。正如党内一些清醒的官员所言，只要改革一涉及官员利益，便渐而不进了，甚至“改革到官为止”。民粹并不对改革构成真正的阻力，固化的官僚既得利益才会。(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