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陕西省要求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控制在10％左右，否则，将无法在价格主管部门备案，也无法取得预售证。这一纸“限利令”，受到“执行难”的强烈质疑。
“执行难”在何处？难在商品房的成本无法确定，可以说是个“谜”。成本不明，就无法计算出利润率的多少。
成本核算，是企业财务的基本课。任何企业的运行，都得有一本成本账。商品房成本的构成并不复杂，相对说来还比较清楚，不外乎是土地、税费、建筑安装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将这几方面的支出相加，与销售收入一比，利润率不就出来了吗？
当今，表面上也是这样在计算的，可结果却大相径庭，有说利润率为30％的，有说高达50％的，也有说只有10％的。从10％到50％，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固然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以及不同经营状况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因为真实的成本在“躲猫猫”，难于反映出真实情况。
人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商品房成本构成计算，土地费用占多少（一般为30－40％），税费支出占多少（一般为20－30％），建筑成本占多少（一般为10－20％），利润是多少（一般为10－20％），其中有些成本是虚高的，并没有那么多。之所以要往高处算，是因为要把其中见不得阳光的“灰色成本”打进去。这一“灰色成本”，包括违纪的请客送礼和违法的行贿受贿，乃是房地产开发中不可少的“润滑剂”。几乎没有哪项房地产开发不作这样的“公关”，不付出这样的“灰色成本”。有专家估计，这方面支出要占总成本30％。据说房地产行业有一个“内部公式”，即：开发成本：开发商利润：灰色成本＝1：2：2.。如果确有这一公式的话，那么，“灰色成本”竟还要高出30％，达到40％，成了房地产成本的大头！
“灰色成本”，是一种腐败成本，是抬高房价的一个重要推手，最近，广州番禺区城管局原政委被曝光拥有22套房产，这是他用几生工资收入也无法买下的，而他之所以能轻松拥有，靠的是权房交换。表面上看，是房地产商送的，实际上，房产商都作为“灰色成本”转嫁到广大消费者头上。这并非个案，贪官往往有“三多”，与金钱多、女人多同在的，就是房产多。如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上海市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有房产30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如此等等。巨大的腐败成本使“赔钱的买卖不做”的房产商，坚持高房价。要让高房价降下来，则必须狠狠触动高达30％的“灰色成本”，即腐败成本。中国青年报在报道陕西的“限利令”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如能避免30％‘灰色成本’，房价可以‘打对折’”。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也说过，如果30%的“灰色成本”在阳光下被避免了，房价就会下降。
“灰色成本”尽管在我国房地产成本中举足轻重，但由于它见不得阳光，官商交易的双方都缄口如瓶，秘而不宣，并将其充作其他成本以灭迹，以致房地产成本变成一团糊涂账，形成了所谓“谜”。实际上，这个“谜”并非是难以理解的奥秘事物，如野人之谜、百慕大之谜、罗布泊之谜，而是有人故意制造出的混乱与迷雾，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看清其中的把戏，只要用手指头稍稍一戳，就可揭开它上面蒙羞的纸，露出其腐败真相，使“谜”而不“谜”。
基于此，要规范控制不合理的房价，在施行“限利令”的同时，更要高高举起反腐的利剑，铲除一切腐败成本。十八大召开后，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展开，不少人坚信“反腐能降房价”，就像限制“三公消费”能减少奢侈浪费一样，虽然也有人认为腐败因素微不足道，关键是供求严重不足，但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灰色成本”或者说“黑色成本”与贪官大量囤房，是助高房价的重要推手。近日被判死缓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被称为“江西第一贪”，江西检察机关在审理中透露，在工程建设领域，有的企业将工程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金列入支出成本。从事房地产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则说，许多贪官拥有几十套房子，当房子成为真正的需要，而不是由贪官藏起来，房地产才会回复到正常的市场。
这就是说，当商品房成本之“谜”被反腐利剑戳破而不再迷惑人的时候，高房价是会降下来的。民生多艰，再也不能容许腐败的“灰色成本”盘剥百姓了，执政为民的政府理应在这方面有更有成效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