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广州市科协召开了一个以“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从政府战略到公众参与”为主旨的论坛。此次论坛的亮点之一是官方、学界、市民共同参加，大家一起“坐下来，谈一谈”；亮点之二是“焚烧是否安全”等技术问题暂且搁置，大家共同探讨了官民互信的话题。
这样的论坛可谓多多益善。在垃圾处理中，“技术问题”并非不重要，但信任问题更关键，信任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技术也将被怀疑、被搁置。因此，只有增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加以技术的改进，类似垃圾厂选址以及垃圾分类等难题，才有望获得有效解决。
官民互信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政府推进工作不可或缺的前提。不过，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心目中，民众之于政府的信任似乎并不占重要地位，仿佛开空头支票、说了不算并不妨碍政府的公信力。而事实上，怀着此种糊涂观念去行政，早晚会在现实中碰壁。不少地方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因遭民众强烈抵制而焦头烂额，从中就不难看出民众的信任是何等重要。
即使在那些牵涉面并不太广的行政行为中，政府的信用也会给公众造成深刻印象，甚至可能成为公众在某个时刻采取何种态度的非直接因素。这可以解释，政府的决策一旦涉及广泛民众利益之时，有人虽未必因此利益受损，却也或明或暗地站在与政府不合作的行列。此种情形发展到极端，则表现为对官方的一切言行一概地不信任。
一些民众对政府的作为、善意和难处全不理会，或有意地误读，或无情地调侃，自然是非理性的表现。但在政府一方，也不是无可反思之处，更不是给对方贴一个“刁民”的标签就可以完事。换言之，民众需要培养公民精神，而政府尤须具备现代行政理念。如果承认当今社会任何一个政府要长治久安，都离不开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则民众的信任就极为重要，而民众的信任又不能不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
无论是个体间还是群体间，要建立信任都必然以接触、对话等方式的互动为桥梁。时至今日，官民之间的互动较从前增多，但还远未成为一种常态，以至于还有人认为政府能让居民一起参加决策，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官民互动不但数量尚不充分、方式不够灵活多样，质量更有待提高。不少时候，人们看到的官民互动徒具形式，在媒体上固然很少听到参与互动的民众的声音，至于民众的意见建议在政府决策中发生了什么作用，则往往没有下文。这样的互动不能说全无意义，却未必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信任。
在官民互动中，政府一方应取积极负责的姿态，比如征集议题、创造条件便于民众参与、及时通报互动情况等，而互动的效果，则直接取决于政府是否把自身置于与互动方平等的地位。比如垃圾如何处理，是政府与民众必须共同面对也只有紧密携手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必标榜这是“民心工程”，好像此事的利害与己无关，若解决得不好，它就仍然是政府必须完成的“工程”。至于“打保票”、说过头话，虽仍是一些官员的习惯性行为，却不但不能消除民众心头的疑虑，反而易使政府陷于被动。
政府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已终结，单方面制定政策并辅以强制力推行的行政方式也已成强弩之末，只有深获民众信任、能够唤起民众公共精神的政府才能有所作为。优化官民互动，构筑官民互信，乃是破解包括垃圾处理等诸多难题的刀锋。（滕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