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在第七届新人力论坛上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9月18日《中国证券报》）
在动辄超过20%的财政和税收增幅映衬下，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的确有些“寒碜”，而其占GDP比例的进一步下降，再次凸显了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这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长较慢的重要因素。在现行制度下，公共财政收入和资本所得的提高，其结果不仅仅在于挤占了民众收入，而且对内需的提振、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模式的探索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公共财政和企业把收入的大头拿走了，劳动者个人的收入就会不断减少，使他们无法纳入良性消费的轨道，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环节就会发生断裂，经济运行必然出现危机。
不仅如此，居民收入增幅较低，使得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竟然相差65倍。如此分化的语境下，经济如何顺利转型？
理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增加工资性收入。具体来说，应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让工资收入随着GDP、CPI、财政收入等指标同步增长，避免在收入上陷入“财政坐火车，百姓坐牛车”的尴尬。同时，还应大幅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在这方面，我们可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尽快实现居民收入增加。
增加财政收入中的民生比重，也是一种分配改革。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幅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在此形势下，应该更加注重调节财政支出结构，确保重点财政支出，特别是重大民生支出的需要。在未来几年内的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住房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应该进一步提高比例，直至处于主导地位，以确保民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另外，降低低收入群体、增加富裕群体的个税税负，保证二次分配的公平正义；相应地，降低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税率，降低国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为居民增收打下基础，逐步培育成熟的、壮大的中产阶层，使其担当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中坚作用。
收入机制的公平、高效，不但能提振经济，还能消除社会焦灼感，也必将对我国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起到推动作用。对于在转型期摸索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基础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基础。接下来要做的，是在制定合理机制、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尽量加快改革步伐——渐进式改革也应讲效率，那个千呼万唤的“居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盼早点出台。（张瑞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