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的空间里，若想官员微博应答得到认可，必须要回到真实的治理中来
热点事件中当事官员开微博回应的越来越多。近日来，从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到湖北省麻城市委书记杨遥，在热点新闻事件中，当事官员都能在第一时间现身互联网，或开通实名微博，或举行微博访谈，直面亿万网民。此举虽引来广泛关注，可最后都落得叫座不叫好的局面。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以往谈及热点公共事件，谈及信息公开，我们总是不乏窥见管理者信息发布滞后的身影，刻意的神秘化既遮掩了真相，也往往令地方政府陷入更大的言说困境。客观地评价，官员能够主动地以微博回应沸沸扬扬的“热点”，本身已是一种新型的官民互动，也是地方政府试图从微博领域获取信任与认可的重构路径。此种重构契合了民众的吁求，一定程度上更展现出了足够的善意，只是它为何仍未赢得网络民意认同的通行证？
如同某些传播学专家所分析的，有一种流行与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官员主动微博回应之所以依旧“叫座不叫好”，其原因在于涉事地方政府一没有迅捷回应，错过了“黄金24小时”，再就是回应闪烁其词，没有足够澄清事情的真相。类似的分析当然有其道理，但不妨反问，即便官员能够如实地第一时间回应，微博围观者就会全部笃定信之，哄然散去吗？结局多半不会如此，甚至滚滚而来的会是更大的质疑。
在微博生态中，官员公信力一直比较脆弱。我们很难说“脆弱”是网友的偏激情绪所致，恰恰相反，我觉得它显现出的是这个群体相对理性的心态。是的，官员于危机事件中的微博回应是公共精神的表现，但从目的论而言，有限应答不过仍是化解现实舆情矛盾的工具。网友们一样质疑于此种管理模式的形式上转身，表明他们有着清晰的围观诉求：那就是求解现实问题，获得全面真正的信息公开。“表哥”“表弟”们虽然事发后都在微博上直面网友提问，但他们的应答，无法圆释网友的所有疑问，而现实中官员财产的不公开，以及官员群体道德形象某种程度的下滑，更令他们的回应经不起追问。
必须再次重申的观点是：单纯的微博舆论事件其实并不存在——或因公众的吁求无法得到满足，或因公共的利益被侵犯，或因官员的腐败行为若隐若现，但无法被有力监督——它们生发于现实，抵达网络才形成公共事件。如果认为微博公共事件只是公众围观和舆论关注后的结果，而不回到现实中去真正解决问题，进行更大范围的信息公开、治理行为纠偏乃至对官员腐败线索的积极介入，则单纯的网络应答终究只能有心乏力。只有实际语境中的信息公开是明朗的，对公共事件的处理兼顾了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真相不至于稀缺，那么微博应答才不会仍在形式主义的窠臼中，继而被心有诉求者切实接受。
“全新的交流时代正在替代老朽的、运转不灵的传播时代。”我们的管理者理应跟上这样时代的脚步，成为不被抛弃的人。在开放的空间里，若想官员微博应答得到认可，它必须要回到真实的治理中来。请对官微应答力勿有过高估量之心。危机时刻中，众口汹汹下，在微博上进行弥补式的互动固然有一定效用，但如果没有同步对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进行求解，则每一条发布与回复，并不是那么让人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