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更为重要的是，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将延长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全球经济危机倒逼中国制造业格局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金融危机以来，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严重受阻，这也激化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行周期，社会总供给明显大于总需求，伴随存货同比的持续显著上升，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整体宏观经济也步入了 “去产能化”阶段。
不过，“产能过剩”并非此次危机独有。历史上，我国曾出现过两次“产能过剩”，分别是1996-1999年和2005年前后。但与前两次“产能过剩”不同，本轮“产能过剩”是重工业部门的普遍过剩。近几年，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2006年国务院将10个行业列为“产能过剩”行业，而到2009年“产能过剩”行业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9个。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不仅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过剩，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也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度的，个体增长触及极限后，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促进西欧联合，迈出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的最大经验是建立了国内生产和海外生产的双向拉动。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通过将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等，。
中国可以借鉴美日经验。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洗牌的机会，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国际分工价值链将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低位保持、中位扩张、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2011年的销售量仅增2.5%，而汽车业产能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