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史上最严”的2012年高考刚刚结束，目前尚未发现大面积违纪现象。“严”出了效果，就没有白“严”。进而一想，如此“最严”不应仅限高考，更非仅限考生，而须推而广之，普及各种“国考”。
今年高考前，教育部首次修订8年前颁布的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共涉及30多处修改。在“严法”基础上，各地纷纷做出更为严格的高考“规矩”。上海近百个考点共聘用监考5000余名，参加高考的工作人员近万名。市高考现场指挥部可对全部20个考区的考务指挥中心进行视频巡查，对设为考场的全部2327个教室进行实时监控。上海还对高考试卷交接、分发全过程进行360度无死角影像采集，相关录像资料每隔6小时回放一次，以便及时追溯责任。
不难看出，与“考生手机带入考场即作弊”相比，今年的“最严高考”并非只针对考生，而是同样针对所有参与考务者。不能不说，这种“严”与我国各类国家级考试 “泄题门”频现不无关系，这种“严”正是期望刹一刹这股泄题歪风。
近5年来，一些“国家级”的职业资格考试频频传出泄题丑闻，有的泄题事件还都不止一次发生。此期间，普通教育类考试也几乎无一幸免，从中考到高考，从全国自学考试到上月才查处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都曾出过泄题弊案。最大重灾区——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更是以连续多年、泄题十余次的纪录令人咋舌。
谁在泄题？主要不是考生方面，而是考务方面。或者说考生是需方，考务相关人是供方。比较现实的治理手段当然是阻止“供应”，切断一连串的利益链条，进而抑制“需求”。诚然，最严考纪不是着眼99%以上的考试对象，只是针对那不足1%的害群之马。但即使是这“1%”,也需用上“100%”的防控措施，以免其侵害绝大多数考生的利益公平。这样做是必要的，更是值得的。
作为“国考”之一的高考，如今率先实现了有效“技防”，不仅全国各地94％考场均装上了摄像头，考务各环节也强化技术监督，全部监考员也须像考生那样施行违禁物品检查。那么，高考以外的其它“国字号”考试就不能实现“最严”吗？恐怕“非不能也”。如高考试卷袋之外，今年加封防伪塑料膜，违规拆启将无法复原。这其实未必算高新科技，推广普及至其它考试，应用于考试费更高的一些国考，都不是什么难事。
国考“技防”之余，“人防”也显紧要。试想雅思、托福、GRE、GMAT等国际化考试，每年举办多次，每次全球同步，其防舞弊系统似乎罕有失守，难道全因其技术先进？作为成熟的考试体系，全体考务人员的职业操守乃其中一块重要基石，他们从事考试工作的首要出发点无疑是保障考试进程公平公正，确保考生在试卷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作为对多样化人性的一种规制，相配套的考试法律也不能缺位示弱，对“考务作弊”的严处力度理应大过考试作弊，因为这样的违法乱纪行为已构成对国家考试制度公信力的极大挑战。
高考年年数百万考生，涉及数千万家长，所有人都期待这是一场真正的高水平大赛；而高考之外各种类型的更多考生，也更期待每一次考试都是“费厄泼赖”，都能被称为“最严考试”，甚至刷新“最严”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