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创建京师大学堂立头功

孙家鼎（1827-1909）

　　孕育之功：强学书局早筹划

　　创建一所大学，对于现在的国家来说，并非难事，而对于晚清政府来说，却是举步维艰，争吵了十几年，也没建成。

　　早在1882年，曾出使过俄国的王之春在《广学校篇》中指出：“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乡塾之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为仕学院，然后入大学院。”将近代大学的概念介绍到中国。随后，薛福成、郑观应、胡熵棻等对于改革腐朽的教育模式、创建与世界接轨的近代教育体系多有论述，多次提倡。

　　甲午战败，丧权辱国，朝野震惊。创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以拯救国家，成为志士仁人的共识之一。1896年2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上奏了《官书局章程》，提出了“藏书籍”、“刊书籍”等七项职责，其中，第四项就是“拟设学堂一所”。同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奏请推广学校折》，进一步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在首都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宏伟蓝图，终于浮出了水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称总署）根据上谕，对李端棻的奏折进行了议复，认为“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善办理”。顺势一脚，将球踢给了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今寿县），字燮臣，1859年夺得状元，1878年与翁同龢等同为光绪帝师傅，1894年支持并参加强学会，时任礼部尚书、管理官书局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对其作了很高评价：“孙燮臣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

　　接到总署踢过来的“皮球”，一向“最称拘谨”、见事就谦让的孙家鼐当即表示：“学堂……亦即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他清醒地意识到“泰西各国……凌抗中朝，荤荤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于是，他迅速“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狠抓落实。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陈旧的国学教育模式和华而不实的洋务学堂：“……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援引此官学、义学之例，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海军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尽也。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

　　在此基础上，他又以开拓创新、再造人文的博大气派，提出了全新设想。在办学宗旨上，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在校园建设上，他以妙笔勾画了一幅现代大学才有的愿景：“先建大学堂一区……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

　　遗憾的是，守旧派以经费不足等为借口，将这些新举措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