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故园》。（图片来源：北京市台联）

　　中国台湾网9月1日北京讯　“我很渺小，也很脆弱，但能对奴化教育抵制一分，就是报国一分”，在话剧《故园》的舞台上，当主角林文轩用台湾腔说出这句台词貌似文雅儒气，我们却听出了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亦是掷地有声。

　　回溯历史，人们的目光往往投向金戈铁马、生死拼杀，感动于英雄的壮烈，陶醉于胜利的狂欢。人们常常忽视了另一个战场，它没有硝烟没有炮火，却让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文化侵略，就是这样一场无声的战争。而这场无声的战争里，人们又往往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的名字叫“台湾人”。

　　话剧《故园》以北京台湾会馆为背景，讲述了1937年至1945年间，从台湾来的教书先生和生活在小院里的北平石匠之间，由格格不入到患难与共直至生死相依的故事。国难当头，一群普通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坚守民族文化，坚守心灵与人性，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史诗。这部剧将抗战题材与两岸题材结合到了一起，以民族情怀为主调，展现了在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京台两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和同命运、共患难的手足亲情，同时这部剧也第一次将“抗战时期的台湾人”这个群体形象搬上舞台。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马关条约》，日本由此强取了觊觎已久的台湾，开始了日本在台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强迫台湾人入日籍、用日姓，说日语，推行“皇民化”教育，不许台湾人写汉字说汉语，甚至强迫台湾人改变风俗信仰……但台湾人没有屈服，他们为摆脱奴役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一系列的武装斗争都被血腥镇压，台湾同胞不甘心遭异族奴役，却找不到出路，因此苦闷、彷徨。

　　文化感国运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近百年来被世界多个国家选入学生教材，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先生谆谆告诫学生们的那句话，深深地震撼着一代代读者的心灵：“当了亡国奴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一把打开监狱的钥匙。”

　　话剧《故园》中，台湾人林文轩虽有日本国籍，却因办汉学堂而被日方通缉。作为传统文人，他在民族危亡时刻承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任。日方在北平办起学堂教中国人日文、传播日本文化，林文轩表面为日本编写教材，私下却使用另一本教材，而这本教材中收录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篇章。剧中的另一些台湾人同样心系祖国，他们说自己的祖籍是“福建花莲”、“福建彰化”……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神州大地受到空前震荡。在艰难困厄的环境下，无人可以独善其身。艺术源于现实，同话剧中所展现的一样，许许多多的台湾人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坚守着自己的“故园”之梦。

　　剧中的人物大多都有原型。林文轩的人物形象与著名台湾作家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先生颇有相似之处。林焕文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国语（日语）学校师范部，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后来林焕文考入北京邮政总局，担任日本课课长。林焕文一家十分讲究民族气节，虽在名义上是日本侨民，但是他却把自己的籍贯写成自己在大陆的祖籍。林焕文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孩子就应该进中国人的学校，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所以他没有把女儿林海音送进北京的日本侨校，而是把女儿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林海音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北京”。林焕文也曾为北京台湾会馆的产权多方奔走。1931年林家发生重大变故。林焕文最小的弟弟林炳文暗中做地下抗日工作，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他以自己在北京邮局工作为掩护，把一批抗日经费送往朝鲜，不幸在大连被日本人发现逮捕入狱，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林焕文从北平赶到大连去收尸，又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染上重病，病逝在北平。

　　剧中台湾旅京同乡会的谢会长则让人想起台胞梁永禄。梁永禄是台南人，小时候被日本学生欺负，他告到校长室。日本学生说：“台湾人一举一动都不像日本人，放学就换台湾服，上街就说台湾话。”校长对打人者也未作任何处罚。梁永禄梦想着能回到祖国，有一日看到大陆来的京剧团演出《水帘洞》，他给饰演孙悟空的演员写了一张纸条：“我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是被欺辱的殖民地可怜虫，不知何时能再与你们相聚。”那演员回写道：“希望你们早一点回家。”自台北医专毕业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梁永禄于1938年举家迁到北平，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他在北平开办医院，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他还担任台湾旅平同乡会会长，为同胞积极奔走。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台湾人在大陆的乡亲组织情深似海，大家为了民族存亡而团结一致，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可以说，话剧《故园》中的形象都脱胎于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牙医陈大夫”的原型是台南人陈顺龙，《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他就举家迁到大陆，在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开设了牙医馆；“实业家李老板”的原型是台中人林子瑾，他响应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号召，参与修建京古路，开设北方长途汽车行，创办了北京第一家台资企业；“江作曲”的原型是旅京台胞江文也，他创作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蜚声内外；旅京台胞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第一人，台胞许地山则是著名作家，其作品蕴涵着特有的东方哲学精神，这些爱国文人构成了“黄作家”的形象；画出《弃民图》、《亡命日记图》等作品以宣扬抗日思想的旅京台湾画家王悦之及台籍画家张秋海、郭伯川等人则是台湾艺术界的代表，其在剧中的形象是“画家郭教授”……

　　这样多的台湾人，如同剧中人守护故园一样，他们进行着微不足道却坚忍不拔的抗争，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故园》的导演唐烨说:“这出话剧中，我们没有直接写战争，主要讲的是文化侵略与抗争。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下，日本人希望通过文化让中国人忘掉民族，忘掉自己的传统，忘掉之前所有的东西。而那些为了抵抗文化侵略而顽强不屈的人们，我们不应该忘记。文化上的传承和继承，和战争获胜相比同样重要。”好在，我们胜利了。70年前，我们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保住了中华文化之根基。

　　故园在，山河也在。1946年，台湾民族运动先驱林献堂先生带领“光复致敬团”到大陆，表达600多万台湾同胞重归祖国怀抱、认祖归宗之意，他说：“光复后已觉有可爱护的国家、可尽忠的民族，永不愿再见到有破碎的国家、分裂的民族。”

　　一百多年来，北京的台湾会馆历经风雨，它见证过台湾的分离之殇，见证过“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台地军民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的“五人上书”，见证过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辱，见证过“台湾义勇队”在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热血儿女，见证过日本投降、台湾光复，见证过一代代台胞投身国家建设的身影，见证着如今两岸人的中国梦。

　　“我的思念在大海东……它心在我心，我心长英勇”，1937年诗人蒲风为台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声音穿过历史，如黄钟大吕一般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携手，共创民族复兴，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每一寸土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中国台湾网北京市台联通讯员 轩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