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利润增长曲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而农民工工资增长曲线却是一条水平线。记者日前在珠三角采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农民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绝缘”，尽管许多企业十年来规模和效益大幅增加，但农民工普遍反映“基本工资十年几乎没有涨”。
专家指出，企业应该为农民工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工资收入与企业利润能够同步增长。
工资与企业发展不同步引发劳资矛盾
近几年来，珠三角经济迅猛发展，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个别加工贸易企业更是从10年前“手工作坊”，发展为拥有工业园区、先进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资企业，年产值约3亿元人民币，现有员工近600人。今年32岁的陈德林是先端精密的一名普通工人，2002年到先端精密工作时，每月工资700多元。陈德林说，该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公司业绩每年都成倍增长，但公司一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加薪的范围窄、幅度低。到2009年底，已工作7年的陈德林月基本工资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
先端精密的一位老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从一个铁皮房、两台设备，发展到现在1.5万平方米的厂房、80台高端进口设备。公司发展一年好过一年，每年都在赢利，可我们一线工人工资水平还和‘铁皮房’的时候差不多。”
工资低水平引发了工人强烈不满，劳资双方关系变得十分紧张。2009年11月，先端精密工会向企业方发出了集体协商的要约，就工资增长等问题开展谈判，最后双方商定2010年度一线员工工资增长10%，非一线员工工资增长8%。
和先端精密一样，深圳港资企业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员工也是对“工资十年不涨”表示不满，曾于2007年4月向企业提出抗议。盐田国际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盐田国际10年的3条增长曲线令人印象深刻：港口吞吐量是一条上升曲线、企业利润量是一条上升曲线，而工人工资却是一条水平线。在企业工会的努力下，企业方最终同意提高工人工资。
记者了解到，因工资待遇引发矛盾的企业在珠三角十分普遍，但像先端精密、盐田国际这样在矛盾之后吸取教训、提高工资待遇的企业还是极少数。一些农民工反映，企业主视工人为机器，认为工人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分享企业财富的增长。有的企业主公然说：“办企业的资金是我出的，投资风险是我承担的，我赚多少钱，同你们没关系，凭什么同我分享？”还有的企业主对工人说：“别对我说你在企业贡献了多少年，你可以随时走人。我们关系仅限于，你干活，我支付工资。”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目前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贴着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定“底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多少，工人的工资就涨多少。
工人待遇低 权益保障难
不少工人告诉记者，由于工资水平低，他们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加班费，这部分占到总收入的一多半。为了多挣点钱，工人们纷纷要求加班，因此超时加班现象在这里大量存在。
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员工杨元秀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工作岗位经常加班，3年来她几乎从来没有休过假。
微薄的工资，让一些农民工回家探亲的愿望都难以实现。从黑龙江到深圳一家超市打工4年的邱宏德准备辞工走人，这4年来，他只回过一次老家。邱宏德说，他每月工资1400元，但从深圳到黑龙江的往返路费就要1600元左右。
对深圳农民工来说，在深圳买房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他们只能长期住在拥挤的职工宿舍或者廉价的出租屋里。记者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采访时看到，不少企业员工宿舍条件简陋，缺乏安全措施。
这里的工人介绍说，宿舍经常发生入室盗窃案，尤其是夏天，由于室内没有空调，农民工们整夜都敞开门睡觉，手机、钱包被盗的案件时常发生。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月1685元，这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两个人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工资。
怎样帮助农民工提高待遇？
为了帮助农民工提高待遇，广东省总工会近年来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制度，不少企业都签订了集体合同。但这些合同涉及员工福利、休假、加班等细节，而在一些问题上还难以达成共识。
据介绍，到2010年底，广东省集体合同覆盖企业预计达到25万家，集体合同覆盖职工预计达到1500万人。其中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职工500多万人，而全省职工约2600万人。这表明绝大多数企业还不能通过集体协商实现工人工资增长。
记者调查发现，制约工人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工人缺乏议价能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前来这里打工的劳动者供过于求。面对企业主的优势地位，工人力量分散，不具备工资议价的条件，同时也缺少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
宝安区一家五金厂工会主席告诉记者，企业员工同企业方面就工资问题开展谈判时，企业方面一口咬定“公司年年亏损，没有能力提高工资”。而实际情况是，公司生产逐年翻番，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由于企业方面不肯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和盈利情况，因此工人们谈判时十分被动。
二是工会干部能力有待提高。不少工会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一些企业在集体协商中取得成果，靠的是一批热爱工会工作、综合素质强的工会干部。但从目前来看，像这样能够切实承担起维护职工权益责任的工会干部还不多。
有的企业工会干部不敢为员工说话，担心得罪企业主丢了饭碗；有的企业工会干部表现优秀，但被企业方面提拔进了行政班子，不能做工会干部了。
三是政府方面介入不够。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总工会主席曾繁强告诉记者，由于工会工作条件有局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部门的推动。“成功的经验表明，凡是当地政府‘一把手’重视的，当地工会工作就开展得好，工人权益就能得到维护。”
深圳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段毅认为，政府部门应积极维护劳动者权益，而不是等到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后才介入。有些企业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没有违法，但员工提出涨工资的诉求，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监督企业是否给予职工应有的待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政府及行业协会要推动企业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在帮助工人提高工资待遇、提高工人议价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张朝祥、吴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