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高度重视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实质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从今年国内外的形势看，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必然。而自温家宝总理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来，“稳增长”已取代了“防通胀”。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您是怎么看的？

　　迟福林：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坚定地推进投资拉动型的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的转型，需要加大转型与改革的力度。在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稳增长”，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在“稳增长”的同时，更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挑战。应当看到，由于有巨大的国内需求，我国仍处于经济上升通道。虽然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增长前景仍然看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既有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更有增长方式的中长期因素。为此，要出台短期政策稳增长的同时，更要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是说，要注重稳增长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实质突破。以在稳增长的同时，寻求中长期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的转型和改革似乎已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或是转折点。那么，您认为现在我国改革面临着怎样的环境形势？

　　迟福林：在我看来，“十二五”时期，我国的转型与改革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新形势：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将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并不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动力，但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有所增大。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要不要把消费主导作为经济转型的战略重点，各方有不同的议论。我认为，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我国的社会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我国开始全面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面临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面临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结构升级。尤其是文化、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推动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由此，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日益成为突出矛盾，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

　　第二，我国正处于消费潜力释放的历史拐点。首先，城市化正处于快速推进中。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未来10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能力：1个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大概是3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如果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2009年数据测算，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有研究表明，每转移1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其次，服务业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如果服务业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以文化产业为例，2010年我国文化消费占GDP总量仅为2．5个百分点，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日本、韩国为15％左右，美国为25％左右。如果未来5年文化消费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将新增约4万亿元的文化消费规模。

　　第三，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能否用5—10年的时间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即5年左右初步实现最终消费率由现在的48％提升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不到35％提升到45％左右；1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我认为，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我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并且以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正是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历史时点。问题在于，转型与改革要突破。例如，改革确立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实现改革发展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导向转变，以此为基础建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三大表现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越往前越困难。那么，当前改革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

　　迟福林：我认为有以下现实困境值得关注：

　　一是某些改革实际难以推进。例如：第一，重增长轻改革。在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下，重增长轻改革、重短期轻长期、重治标轻治本等倾向比较突出，使得某些改革在具体落实中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第二，有的改革流于口号。近年来还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大会小会上，不能不谈改革，不能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口号在不断翻新，但在实践中很难有实质性举措，导致一些改革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第三，一些改革任务低效率重复。有的改革任务年年强调、年年部署，低效率重复，很难有实质性进展。改革确实出现了所谓的“综合疲劳症”，导致人们对改革热情的降低。

　　二是某些重大改革尚未真正破题。例如：第一，一些既定的改革攻坚久攻不下。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过全面的战略部署，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都有明确的要求。由于多种因素，这些改革至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第二，一些改革久拖不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都强调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要求，但由于多种因素至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尚未出台。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第三，有的改革决策长期难以落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由于相关的政策体制障碍尚未破除，至今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还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玻璃门”现象。为此，今年中央再次强调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铁道部、国资委等中央机构先后出台细则，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以及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三是改革的动力不足。首先，改革共识的缺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社会对改革的信心不足，由于许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加上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没有处理好，改革往往出现扭曲变形，严重影响社会对改革的信心；社会对一些改革方案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国有资本配置问题不断引发多方面的关注和讨论，“十一五”时期包括对事业单位改革、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个人所得税调整等，都有不同的意见。其次，当前许多重大改革都深刻地触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得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逐步突出。以政府改革为例：相当多的改革触及到部门利益，但部门层面出现了“自利化”倾向，导致部门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在现有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下，一些地方政府更愿意做大GDP和实现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改革的劲头就不足。

　　利益关系失衡成为突出矛盾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而据有关部门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于今年下半年出台。为什么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出台，但迟迟出台不了呢？为什么垄断性行业改革提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打破，而且某些垄断行业改革实际上停滞、甚至有某些倒退？

　　迟福林：我的看法是，根本问题就是改革走到现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一个突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改革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这些年，利益关系失衡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带来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突破，有赖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突破，但相关改革并未真正破题。例如，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将近25％，两倍半于GDP的增长，近三倍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政府收入的这块“蛋糕”应当说逐步加大，劳动报酬的“蛋糕”比重有所下降。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过低，制约了消费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尚未完全缓解，这使消费预期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二是投资—消费的失衡。“十一五”以来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政策确有其合理性。但也应看到，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根源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实践看，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不仅未有重大改变，还有所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减弱的趋势。

　　三是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的失衡。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根植于权力结构失衡。“官本位”思潮泛滥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难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尊重；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难以落实，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制约；公共政策质量不高，政府公信力受损；权力结构不合理、运行效率低、制衡机制乏力，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体制和制度性腐败久治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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