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怎样才能形成公平分配的格局？哪些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急需实现突破？

　　迟福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五个理顺”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我国新阶段公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为部署新阶段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落实“五个理顺”，重要的在于把握收入分配体制、国有资本配置、资源要素价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使改革在破题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具体来说，我认为有三个改变：

　　一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首先，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基础和前提都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构建民富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第一，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第三，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其次，需要着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少、比重低，目前只有20％左右；更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严重缺失，很难支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就需要尽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并努力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在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可能性的。有研究预测，2025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可能达到5．2亿人。在我看来，关键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例如：第一，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第二，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最后，需要以公开透明为重点理顺收入分配秩序。面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现状，现在到了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财产公开透明的时候了：第一，尽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争取 “十二五”末期覆盖所有的城镇居民，2020年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第二，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第三，“十二五”全面实现财政预决算的公开透明。

　　二是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首先，需要确立公益性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这些年在做大国有资本方面取得重要成绩，对此需要充分肯定。但是，国有资本运营缺乏应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明显偏低，也是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从公共产品短缺的基本国情出发，建议把公益性作为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重点。这是因为：第一，国有资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资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第二，把公益性作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战略目标，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第三，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第四，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就是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不是削弱而是在强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其次，加快实现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主要建议是：第一，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使新增国有资本投资主要配置在自然垄断领域、公共产品领域、以及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第二，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第三，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第四，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最后，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以电力改革为例，早在2002年，“厂网分开”改革方案就已提出：电网属于自然垄断领域，由国有资本主导；电厂属于竞争性领域，可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但至今尚未形成“竞价入网”机制，使得电力生产环节的竞争秩序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今天，强调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打破垄断，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优胜劣汰。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的具体建议是：第一，对改革严重滞后的铁路、盐业等行业，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第二，对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环节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第三，对城市公用事业，要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以破除行政垄断为重点，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在提升国有资本配置公益性的同时，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是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的产物和过渡性体制安排，适应了经济起飞的客观需求。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方式过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场作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忽视公平可持续发展。不改变政府主导，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改变总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就是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当前，尤其需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从短期看，投资对保增长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投资只有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巨大的内在增长动力。这就需要把投资有机地融入到消费主导的转型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践一再说明，经济结构转型、投资结构优化，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产物，而不主要是行政干预的结果。现实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过于依赖投资，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过于偏向重化工业，导致投资结构扭曲，难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是不可持续的。应以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为导向，利用市场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的同时，为中长期走向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我国经过20年的努力探索，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与此同时，20年来也积累了某些不公平不可持续的体制性、结构性的突出矛盾。今天，我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迫切要求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实现这一转变，决定着我国转型与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记者 柏晶伟 周子勋）

　　迟福林简介：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多年致力于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围绕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在政府转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曾获得 “全国五个一工程”、“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研究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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