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与中国大转型——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党的“十八大”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途径。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刚刚闭幕的“十八大”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也指出了走向未来的途径。其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加快转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领域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那么，中国如何推进转型和全面改革？中国经济时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际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大转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请您具体谈谈中国目前处于何种转型发展阶段。
李佐军：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转型的含义和分类。我认为，转型是指制度或体制、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转型可以分为广义转型和狭义转型：广义转型是指包括制度或体制转型、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狭义转型是专指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转型主要指广义转型。若从广义转型角度看，目前我国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第一次大转型是指建国初期我们推进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社会根本制度的一次大转型。在这次大转型中，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地建立起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等。
第二次大转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重点推进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允许农民进城落户。 1984年之后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逐步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重点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开始全方位推进，“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自此改革在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改革等方面全面展开。 “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依法治国等，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重点推进了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同时加入WTO，走上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道路。客观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还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形成的只是初级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次大转型主要是推进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这次转型的起始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另一种说法是“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后。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统筹兼顾，强调“五个统筹”，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自主创新、建设新农村和建设两型社会等。 “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技术进步与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将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同时“十二五”规划还强调要平稳发展、内生发展、升级发展、统筹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和谐发展。显然，第三次大转型尚处于进行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第三次大转型看起来是狭义转型，但事实上发展方式转型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它依赖于制度等其他转型。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就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转型，而是一个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改革）、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转型。因此，这次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特点。
第三次大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为什么要推进第三次大转型？
李佐军：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也就是“五个势在必行”：
一则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一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开始逐步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型；二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 “高成本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必须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才能消化高成本带来的压力；三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工业产能全面过剩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这样才能逐步消化产能过剩；四是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 （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城市化进入到加速阶段的后半阶段，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或者“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五是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还将持续低迷一段时间，意味着我国必须实现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
二则政治改革（转型）势在必行。一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产阶级比例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我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维权成本有所降低，维权渠道有所拓宽，政治诉求更加广泛，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动力；三是各级政府的债务压力加大，增加了政府转变职能的紧迫性；四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
三则社会转型势在必行。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遏制，提出了建设公平社会的要求。贫富差距扩大是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二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提出了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的新要求。三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时出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四是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减少，提出了加快建设适宜福利社会的新要求。
四则文化转型势在必行。一是部分人信仰缺乏，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要求大力发展信仰文化；二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要求大力发展道德文化，重建道德底线；三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淡薄，要求大力发展公民文化；四是一些领域诚信缺失，要求大力发展诚信文化；五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要求大力发展创新文化。
五则生态转型势在必行。一是全球气候变暖，使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生态转型的内在要求。二是全球能源危机，使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对生态转型提出了要求。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来缓解目前能源短缺的压力和矛盾。三是全球性水资源短缺，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要求。中国很多地区，尤其西北地区严重缺水，有些居民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用水都得不到保障，工业用水也严重短缺。解决水资源问题，必须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保护、涵养水源，使大气正常循环，从而实现生态平衡。四是目前各种污染事件频发，也使得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
中国经济时报：实际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从这么多年来的转型来看并不是很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
李佐军：在我看来，转型转不动的根源和障碍主要有四个：
一是我们没有抓住转型的轴心。一直以来，我们主要在转型的外围打转，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轴心是各种主体和制度，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制度包括法律、文化、政策等。我们总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经济结构转型只是表象，决定经济结构转型的因素是主体和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主体和制度转型了，经济结构才有可能转型。问题是政府自身的转型、国有企业的转型、法律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等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推动，所以转型的效果不理想。
二是没有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转型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由于受惠于过渡型体制，因此它们不大愿意转型，因为一旦彻底转型，部分权利和利益就会丧失，这无疑成为转型的主要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有赖于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三是没有对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做及时调整。决定转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的设计。比如究竟是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是追求GDP还是追求老百姓的收入？是追求大国还是追求强国？是主要追求基础设施这些硬实力，还是主要追求文化道德这些软实力，这些目标的设计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成败。目前，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主要还是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增长，还没有把考核的重心真正转到效益、质量、民生、环保等这些指标上来。因此，转型在地方政府层面常常落不到实处。
四是尚未形成上下齐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要想顺利推进转型，就必须形成全社会的转型共识和氛围。但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而且，由于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各个方面对转型的方向、途径、措施等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延缓了转型的进程。
全面改革是推进转型的根本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如何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呢？
李佐军：我认为，要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就必须推进全面改革，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转型的核心内容。根据前面提到的广义转型定义，转型包括制度和体制的转型，即制度或体制改革是转型的题中之义。推进全面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推进全面转型的过程。抓住改革也就抓住了转型的核心内容。
其次，改革或制度转型是其他转型的根本动力。制度是影响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源性因素，制度改革是推进其他各种转型的根本动力。不管是产业结构转型还是区域结构转型，不管是内外需结构转型还是污染排放结构转型，其根本动力都在制度改革。因为任何一种转型都依赖于一个一个的主体（政府、企业和公民）去采取有利于转型的具体行动。而所有这些主体的具体行动都受制于制度设计：如果给它一个激励性制度，它就会积极转型；如果给它一个反向制度安排，它就不会转型了。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制度的创新、制度的优化、制度的改革来创造有利于各种主体向转型目标前进的制度环境。
再次，制度不改革下的转型将可能误入歧途。在不合理制度下推进其他结构转型，不仅转型不好，而且会将转型转歪了。比如，目前各地都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政府转型不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很可能出现拔苗助长、寅吃卯粮、将经念歪的情况，并留下很多后遗症。产业转型升级应主要由企业和市场来推进，政府只能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能主导。因此，只有先通过改革将制度调整合理了，再推进产业转型等，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最后，将制度改革好了，产业等非制度转型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后，各个主体会按照合理制度的引导，自发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逼近合理的结构。如果我们将政府职能转变好了，将核心制度设计好了，转型是无需费力推动的，它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记者 周子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