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居世界第89位），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正迈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当前我国盈利模式正面临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又有哪些发展经验和规律可以遵循，值得深思。
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在向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动向。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的发展阶段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更新进入临界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中间阶层出现“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
其次，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库兹涅茨的研究都阐述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呈明显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更为高级化。
第四，微观基础结构出现新变化，跨国公司成为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工业化初级阶段，广大中小企业是产业的支柱力量。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大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跨国公司或企业迅速崛起壮大，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阶段跨越。例如，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年均营业收入在5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比重从2.4%上升到5.4%；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从0.13万个上升到0.61万个，增长了3.69倍；资产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达到46.7%。
第五，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群体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也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人均收入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必须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
当前我国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张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