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不断加快。十年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但我们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重要讲话中谈到，在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
从今天起到10月12日，本报将连续刊发学者访谈，回顾总结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望今后改革发展的前景。敬请读者关注。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但是，近年来，一些外国机构不时以中国的地方债务为由发表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您认为，中国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李扬：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总体而言，非常健康，无论是从横向看还是纵向看，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阶段。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接近70万亿，按窄口径匡算也有20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结果。改革开放30年，从最近的10年看，也就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是发展最快的时期，这十年，我国的资产负债增长很快，但资产净值增长更快。这是我们积累的最可贵的财富。
一个企业，如果是资产净值为正，说明这个企业有价值，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他的主权净资产为正，说明他“锅里有肉”，这个意义非常大，这意味着在世界经济的风吹浪打中，我们可以闲庭信步，从容应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进行调节。这是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你看欧洲有什么手段？除了开会讨论提高债务上限，没有手段。美国有什么手段？除了提高债务上限，就是借钱、发美元，也没有什么手段。希腊，如果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国从大的方面没有问题，国家净资产为正，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就资产负债情况而言，我们有体量这么大的资产，这些资产在谁手里呢？在中央政府和居民手里。谁在负债呢？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在负债。每单个主体资产负债情况还很不平衡。单独看，有些地方政府债务就无法解决，但是考虑到这个地方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那么就总有解决的办法。
再看每一个部门，情况也是不平衡的，有些部门问题十分严重。但也可以在总量中进行调节。举个例子，2004、2005年我国解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问题。在此之前，国有商业银行负债大于资产，可以说，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我国政府将外汇资产投入到国有商业银行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利用对外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去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也就是在总量中进行结构调整。我们要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其它问题也应该沿着这个思路。
《经济参考报》：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在稳增长的大环境下，许多地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对此有人认为，应该遏制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您认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遏制债务增长和刺激经济孰轻孰重？
李扬：现在我们只看到地方政府借钱，但是忽略了借钱的目的是什么。看问题不能只看这一面而不看那一面。投资包括前景确定的投资和前景不确定的投资，这样，10几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可能会对应几万亿的优良资产。
最近，国务院为了刺激经济，又批复了7000多亿的轻轨项目，融资平台中就包括轨道交通。谈负债问题必定要谈资产，而且要对应起来看。我自己做了一个初步测算，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资产是优良资产，这部分债务没有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资产负债表分析架构来看这些问题的原因。
就负债和资产谈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终肯定要靠改革来解决。当前地方政府仍然具有较强的投资冲动，我们可以有好几个层面的解决思路。首先，应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投资？可不可以由民间来投资？国务院在讲轻轨和地铁发展的时候已经谈到，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如果由民间来投资，借债主体就变为个人，负债就不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转变。
其次，钱从哪里来？用什么方式？现在地方政府，有的依托于城投，有的甚至连城投债也不依托。在我看来，组成一个公司就可以解决问题，把这些事情变为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活动，而不要把它和政府连在一起。而企业资产负债表处置起来就相对容易。
许多人提出要遏制地方投资，为什么要遏制？当前，肯定是刺激经济更为重要。资产负债表架构可以从一个国家最宏观的角度看待整体问题。
中国经济资产负债表30多年来扩张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我们的资产增加非常迅速，这是阶段性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政府主导的体制特点。这个阶段性特点决定了我们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金，但是我国的长期资金不足，所以就需要政府来承担这些责任。地方经济要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任务都要划归在各个城市的管辖范围内。每一个城市都要考虑投资问题，但是他们没钱。如果我们认定这个矛盾还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矛盾，那就必须解决地方和中央的财务关系问题，否则这个问题还将延续下去。事实上，地方政府绕过中央管理筹钱，并非新鲜事。改革开放30年来，先后出现违规的减免税、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这样的事情一直无法解决，主要就是因为这对基本矛盾始终存在，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中央和地方一直在探讨和寻找解决的办法。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在体制上加以解决。
《经济参考报》：目前，企业负债率很高，2010年，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已逾100%，您如何看待目前企业负债情况？
李扬：从企业负债方面看，现在需要进行约束。分项来看，国企和央企的负债比率非常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金融角度来说，要发展资本市场。中国大量资金都集中在几大银行，而从银行贷款快捷、迅速、简单。但是，简单有简单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负债率高。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负债率过高会有危机。西方发达国家会陷入这种危机，我们也不可能跳出这种逻辑。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我国的这种资产正值是否会一直维持下去？我国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有哪些？
李扬：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窄口径的净资产正值也就是20万亿，我们一次应对危机就是13万亿，投资4万亿，贷款9万亿。如果这里面再有些损失的话，搞两次也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如果我国净资产是负值的话，那世界上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会借钱无门。所幸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净资产正值的大国，这使得我们“锅里有肉”，就有腾挪的空间。如果锅里面没有粮食，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主权资产债务表近期的风险主要是房地产信贷与地方债务，中长期风险则更多地集中在对外资产负债表企业债务与社保欠账上。而这些风险大多都是或有负债风险，而且都与过去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总之，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总体较小，相当长时期内，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 （记者 徐培英 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