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伟近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总量规模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还能不能继续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继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如何使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适应，都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我国未来几年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的长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不会重回“十一五”期间两位数的水平，也就是说，在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逐步加速增长后，由于各种长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出现放缓的现象，但仍然能够保持7%- 9%的较快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也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放缓 但仍有较快增长
刘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率有所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92年，中国开始了经济起飞，经济增长由停滞进入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9%左右；而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1992-2002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0%左右，但迅速的经济转轨也使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起伏；从2003年到现在，中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阶段，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实施又为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久，波动幅度最小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从长期发展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在缓慢提高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左右，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的10%左右，再提高到新世纪以后的10%以上。这种长期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但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从人均水平上看，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甚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不平衡，中国仍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平稳较快增长。但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总量规模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还能不能继续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继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如何使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适应，都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面对的是能不能实现高速增长的任务，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还要解决如何增长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但要保证经济增长的数量，还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但要保持经济总量的持续递增，还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这就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增长目标的难度也在加大。
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2%，比2010年的10.4%回落了1.2%。分季度看，一季度到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分别为9.7%、9.5%、9.1%和8.9%。无论从年度还是季度的发展趋势上看，都呈现出逐步回落态势。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这种放缓？这种放缓主要是由于短期因素的影响，还是长期因素的结果？如果主要是短期因素造成了经济放缓，那就应该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稳定。但如果是长期因素作用的结果，就应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为自主的、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在新的基础上改善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
刘伟认为，从总体上看，2010年以后，我国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择机退出”后，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是积极的。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涨的趋势得到了控制，就业平稳增加，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预期的水平，但有所回落，重回一位数水平。这说明中央在针对短期因素的冲击采取积极的措施后，宏观调控取向一旦从“政策刺激”转向鼓励“自主增长”，经济增长率就可能出现回落。如果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未来几年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的长期年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就不会重回“十一五”期间两位数的水平，也就是说，在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逐步加速增长后，由于各种长期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出现放缓的现象，但仍然能够保持7%-9%的经济增长。
降低增长速度要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空间
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刘伟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到现在，尽管我们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人均水平的差距看，抑或是从本身的需求和供给看，中国经济增长都还有很大的潜力。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看，无论从全面建设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改善就业和人民生活等经济发展目标来看，还是从更深层次上解决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和失衡的要求看，都需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一次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说到底还是经济增长出了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低于2%，这就使它们的经济缺乏抵御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各国(欧元区17国或欧盟27国)的联系，但也加大了相互之间的牵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它们就无法有足够的实力在短期内解决主权债务危机。中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早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国家，靠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实力，靠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现在要通过改善民生等途径改善内需，同样也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力，用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如果说欧洲需要有3%的经济增长来支持经济发展以及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过去30多年的经验来看，至少需要有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其次，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将会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从改革初期的贫困状态上升至中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即所谓小康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客观上由于增长的基数效应以及资源约束、环境约束等多方面的原因，增长成本上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此前会放慢。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提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2011年，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市中的上海、北京、浙江虽然还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率已经由全国领先转变为排名靠后，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明显回落，而过去增长比较慢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则有明显加速的趋势，尤其是重庆市，在改革开放中前期一直发展较慢，但这几年经济增长提高得非常快，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四川、贵州、陕西、青海、云南等过去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排名偏后的地区，现在的G D P增速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无论是从季度还是年度数据看，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区域格局的变化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在回落，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在提升，2011年，我国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21.3%，中部地区增长28.8%，西部地区增长29.2%。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区域间的梯度效应突出，这种增长速度的梯度效应是大国经济可以保持相对更长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但从总体上看，发达地区对整体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大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加速还不能够完全抵消发达地区的增长率回落，这样，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向下调整。
其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虽然仍会对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但内需必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拉动。2011年，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仍然没有摆脱衰退，但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复苏，这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全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22.5%，其中出口增长了20.3%；进口增长了24.9%。在贸易方式上，一般贸易的进出口增速都明显高于加工贸易，反映了中国在转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方式上取得了进展。在出口额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了27.3 %；加工贸易 出口增长12.9%。但是在内需方面，增长却比较缓慢，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名义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明显低于近几年来15%的实际年均增长率。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好于城镇，这与我们近些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但另外一方面，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相对偏慢，而在我国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城镇居民的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达到75%以上，如果城镇居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那么扩大消费比重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需求方看，当投资和出口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而增长放缓时，扩大消费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手段，而要增加消费以及消费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就必须更大幅度地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上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达到10%以上)，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吸纳能力有可能逐渐降低，再加上欧美各国政府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不断提高，中国出口商品以及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速也有可能出现回落，如果再过度地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上，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就会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处理好外需和内需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建设所遇到的新的挑战，发展外需面临着国际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发展内需则牵涉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些矛盾仅仅靠改变货币供给等总量政策是很难解决的，而需要通过体制创新、结构性调整等一系列长期措施。
其四，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从当前的国际经济态势来看，世界金融危机正逐步演化成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使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扩张受到了挑战，但与此同时，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仍然尖锐，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锐。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继续扩大投资来对冲出口回落所带来的影响，在短期内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结果。但是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的结构调整是滞后的。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加速经济增长周期之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长期保持在20%以上，这使得投资和消费逐渐开始出现失衡，现在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而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措施，更是加剧了这种失衡。现在在每年新增的经济总量中，用于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却已经过剩，不能由出口和消费充分消化，导致生产能力的闲置和浪费。因此，如果再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不但有可能形成新的浪费，从实际操作上也是有难度的。2011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名义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1%)，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已经开始回落。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若能利用危机对低效率过剩的产能加以淘汰，借以加快结构升级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便可化危为机。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如果使以往的投资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人民享受的福利反而可能提高，那么我们前一阶段所加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有了长远的效益。
其五，应当看到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主动降低增长速度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空间，如果速度降下来的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化加快，那就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或者说速度下降作为一种成本，赢得了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预期变化。从我国发达地区当前经济运行结构演变状态看：在需求结构上，一方面，重视投资对消费的拉动，围绕扩大消费改善投资结构和社会环境以吸引消费；另一方面，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如2011年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汽车类商品后)增速为22%，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这是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在产业结构上，一方面，对房地产、汽车、耗能产业等加大调控力度，强调控制规模完善结构，尤其是要加强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减少这一领域的泡沫，以此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如果在增长速度降低时，在转方式和调结构上能取得有效进展，那么，降低速度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最为有效的“投入”。
现阶段仍应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刘伟表示，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相对稳定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由于世纪之交我国推进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形成了对市场经济和微观主体的有力激励，我国经济是富有活力的。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克服总量失衡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货币政策对过热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加以遏制，从而平抑经济波动，实现平稳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总量问题，同时也是结构问题，如果没有均衡的经济结构，那么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将可能出现问题，在经济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资源约束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新世纪以来，我国取得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平稳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出口则先后超越美国、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是我们在新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我们在经济活动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失衡，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就是地区经济结构、最终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失衡，这些问题很难通过总量需求政策来解决，而必须应用供给管理的手段，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体制创新来调整生产和供给领域的各种关系，从而达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如取消实物分房，进行住宅商品化改革，对我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拉动，同时也明显地改善了民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地处理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城市房价失控，又反过来对经济增长和民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强调增长速度，我们就会更多地依赖低效率的规模扩张，一方面在浪费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应该在保证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合理地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预期。要通过体制创新和供给管理，集中精力解决那些对我国经济增长可能造成长久影响的矛盾，从眼前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投入”，使短期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由于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体制创新，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长远看，是有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的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现阶段，我国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是必要的，既然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就不能太松，从客观上看，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也不能说是太紧，和通货膨胀率相比仍然是负利率，只不过对一些企业，如房地产企业和一些出口加工企业来说获得进一步贷款的难度在加大，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商业银行扩大对这些企业贷款的风险程度也在加大。当前货币政策确实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度调整，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应该保持稳健，而与此同时，应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增长由政府刺激为主向自主增长为主的有序转变。 (记者 方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