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迎来了近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企业高管和媒体老总，他们拥有同一张名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已经82岁高龄的吴敬琏在这次开学典礼上坚持站着演讲近1个小时。“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吴敬琏告诫在场的学员。
作为一直在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被人称为“吴市场”。在演讲结束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吴敬琏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出“法治市场经济”的药方，他提出顶层设计概念，认为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过去30年高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
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
新京报：最近你曾多个场合提到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吴敬琏：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新京报：你说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
吴敬琏：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也被称为刑事犯罪。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这使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大范围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