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年后往哪“飞”? 三代人呈现不同流动趋势

时间:2012-02-09 14:01   来源:工人日报

  春节后,农民工又开始了离乡返工的大迁徙。在劳务输出、用工大县山东省高青县,笔者调查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们呈现出不同的流动趋势。

  80后:远走高飞 “漂”在都市

  在北京打工的高青县黑里寨镇潘家村农民宗见这次回家真可谓“衣锦还乡”,今年25岁的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农民工的样子,身穿名牌,开着挂了北京牌照的“北京现代”,带着一口“京腔”的新婚媳妇。“咱和城里人相比没啥不同,我现在的职务是工程师,加上年终的分红、奖金,年收入达到了15万。职务升迁、工资待遇、福利保障与他们都一样。”

  宗见2006年在威海职业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当地一家日资公司打工,两年后跳槽到北京明惠达科技公司,他在学校里学到的数控技术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负责机床零件图纸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一条龙”,因为工作出色,很得领导赏识。

  “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在‘漂’,工作生活飘忽不定,每天地铁、高铁、飞机地到处跑。”小宗的“漂”也与他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有关。“在北京,我与对象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买不到一平米,不得已就在威海买了套房子,以后就只能‘漂’着生活了。”问宗见是否有回家创业的念头,他说,他们这代人对城市生活更适应,远在天边的老家只是一处驿站,只有逢年过节、家中有事才回家一趟。对老家的生活反倒有些不习惯。

  70后:就近打工不远飞

  在高青县城打工的赵路军这些天一直“泡”在酒里。“我们都打工在外,一年到头难得一见,过年凑在一起,正好聚聚。”年初六他就带着老婆孩子返城上班了。1977年出生的他早年只身一人在附近城里打工,留下妻子照顾家里。去年秋天,他骑摩托车与一辆汽车相撞,花去的医药费几乎是他一年的收入。伤好后,他把家里的地托给一家合作社,把妻子、孩子带出来。现在他爱人进了一家纺织厂,孩子考进了双语学校,他也终于结束了单飞生活。他现在的愿望就是买上房子、车子,在城里待上一辈子。

  赵路军说,村里和他一般大的人大都分散在离家较近的城里打工。分析他们“不远飞”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当地岗位多,收入也不差。就近打工可以实现城里农村“两手抓”,既能捡城里收入的“西瓜”又漏不掉地里收入的“芝麻”。一家一年收入4万多块钱,比城里工人都滋润。打工是为了挣钱,同样能挣钱,何必舍近求远;二是身处“夹层”,选择更理性。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及城市、乡村之间的“夹层”之中,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面对的问题多,打工只能就近不就远;再是就近打工维权容易。因为很多人打的是短工,一般进劳务市场找活干,或跟包工头干工程,能签劳动合同的是少数,一旦出了事,到人社局或工会为自己“撑腰”更容易。“半城半乡”、“半工半农”是这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孩子能进城是他们这代人的新年期盼。今年38岁、在县城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吴贵双今年不再为这事烦恼了,因为她的孩子今年升初中,进城上学圆了他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梦。可是对于大多数“70后”来说,在家的孩子始终是他们的牵挂,因为孩子进县城小学还需一些“硬杠杠”。

  60后:“巢”在家里不再飞

  “我母亲年前刚去世,8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有人照顾。我今年哪也不去了。”1966年出生的郑守强一说起母亲眼里就蒙上一层雾。他说,母亲犯心脏病时自己正在打工的城市里。等他赶回家,母亲已咽了气。“要是我不去打工,在家就好了。”

  这几年,郑守强与本村一帮人在周村一家沙发厂打工,每人每年能拿回3万多元钱。今年选择留守的他现在成了一家合作社的新社员。这个春节他们就是在蔬菜大棚里过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也是打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钱。”

  今年春节,招聘市场非常火爆,不少工厂企业、农业合作社把招聘会开到城里、村里。人手紧缺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前,大批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大片的土地谁来种,留守的老人谁来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高青,各类农合社已达46家,涵盖了农、林、牧、渔各个领域。

  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也为像郑守强这样的“返巢”农民工提供了重新就业的机会。“我们今年就招了十几个从外地返乡农民工,他们见识多,素质高,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兴福塑料公司经理吴雪芹说。

  木李镇新南村农民王淑凤还成立了全县第一家家政公司,专门招聘大龄农民工,一方面解决了“雇工难”,一方面也解决了“没活干”,各得其所,生意红火。

  农村合作组织及遍布于乡村的民营企业客观上为厌“飞”的打工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不过这对郑守强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开始。因为,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与原来不一样了,而田里的耕作方式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60后农民工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选择和挑战。

编辑:王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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