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政策终于落定，美联储很可能在错误的轨道上将美国经济拉得越来越远，并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事实上，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需求不足问题。正如大萧条是由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引发的危机一样，当前面临的危机是资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奥巴马试图从货币信贷扩张，刺激资产的角度入手，依旧难以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新量化宽松启动，美联储针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购买计划和直接贷款成为量化宽松的核心，美联储通过直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而不是依靠商业银行作为流动性中介，目的就是提高美国的资产价格，扩张美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但量化宽松真正能否刺激美国经济再循环，关键在于在资金宽松后，银行愿意增加信贷、企业愿意增加投资、家庭愿意增加消费，这三个渠道能打通吗？
从企业增加投资意愿看，美国依然处于投资周期的大底部。美国自2001年四季度开始的最近一轮周期，到2010年三季度不到9年，如果以10年投资周期计算，距走完大投资周期至少要到明年底。投资周期的一个显著的观察指标是设备投资，尽管美国固定资产投资自2009年三季度以来的4个季度环比增长，但短期内缺乏新兴技术和产业变革来提振资本回报率，进入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还为时尚早，特别是短期内缺乏新兴技术和产业变革来提振资本回报率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动力依然不足。
从银行增加信贷意愿看，美联储政策工具中几乎没有帮助银行清理坏账降低违约和核销率的工具，而财政部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从最初的购买银行有毒资产改为向银行直接注资，也未能帮助银行缓解清偿力压力，银行惜贷严重，信贷增量下降，银行现金在全部资产中的占比从历史平均的3.2%上升到10%左右，美国消费信贷、工商业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增速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消费信贷更是连续数个季度下滑，货币乘数持续收缩。截至10月20日，美国货币乘数为0.8883，仅为金融危机前1.612的一半，更不及历史高点3.2的1/3，金融系统不能真正“造血”，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这是美国经济难以自我修复的重要原因。
最后，从消费者增加消费的意愿看，当前美国消费者仍然处于去杠杆化的阶段，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个人收入依旧处于低增长甚至下降的通道，在银行收紧放贷的情况下，消费者信贷的反弹可能要经历更长时间，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不断上升，奥巴马及美联储一系列刺激政策依然“拉而不动”。特别是次贷危机使美国房地产负财富效应持续发酵，美国家庭持有市值大约7万亿美元股票，如果股价再涨10%，股民将收益7000亿美元；如果转为消费支出，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这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
美联储想重新制造新的资产泡沫，扩张美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但货币无法解决美国20多年来产业外移、经济透支以及隐性债务亏空的结构性问题，更无法解决资产泡沫急速膨胀与民众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矛盾。
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对本国经济刺激效果不彰，但对刺激全球资产泡沫和通胀的效果却立竿见影，通胀正如一场海啸，呼啸而来，全球新一轮通胀重压已经形成。目前全球通胀率略高于3%，这意味着全球实际利率为负值，约为-0.6%左右，通胀率的升幅已经超过了名义利率的升幅。全球粮食价格飞涨，标准普尔高盛8种农产品价格指数(GSCI)2010年迄今上涨30%，作为食品工业给养的这些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也直接导致了下游产业链的价格上涨，普通民众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正沦为资本展开盛宴的投资品，全球很可能被美国拖入滞胀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美联储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理应承担起全球经济调控的责任，但完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的政策协调陷入混乱状态：全球货币失去“名义锚”，美元大幅贬值，日元、欧元因此快速升值，入市干预，对等投放本币的压力大增，逼迫新兴市场国家跟随，也投放本币，全球货币体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期。近期，新兴经济体誓言对抗美联储二轮量化宽松，一些不堪资金流入压力的国家已经开始行动。泰国政府10月初意外宣布，将对外资投资当地债券的收益征收15%的利得税，旨在遏制热钱过快涌入引发的剧烈市场波动；而在中国香港，当局近期推出了一揽子监管措施，防止楼市出现泡沫化倾向；新加坡近期则通过扩大本币汇价波动区间来应对通胀威胁。在本轮干预中最为领先的巴西为了抑制热钱流入过快，将对外资课征的所谓外国投资税的税率由4%上调至6%，政府同时调升外资在期货市场交易保证金的税率，由0.38%升至6%。
令人担忧的是，各国经济不再是危机爆发之初的协作，全球化的经济生态正在遭到严重的破坏，各国之间的政策和利益博弈将给脆弱的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