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我们党对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表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入理解、全面贯彻这一重要精神，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突出以人为本，对于打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具有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坚持的核心理念
在新阶段，应把以人为本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理念。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理论角度来看，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虽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能完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促进人的发展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一脉相承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它的核心理念当然也应当是以人为本。
从现实角度来看，坚持以人为本是摆脱以GDP增长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我国提出“转方式”并非自今日始。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0多年来，“转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看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其深层根源在于，旧的发展理念和体制还在惯性运作。这里的要害就在于过度看重GDP的增长，甚至将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并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价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GDP作为一个对物质因素进行统计的概念，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它无法衡量人的发展及其福利状况。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走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
从未来趋势来看，坚持以人为本是适应新阶段人的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正在从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要诉求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诉求的“发展型”新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提升性和可持续性。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生活的新期待。
从促进人的发展角度把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从促进人的发展角度看，应把握四个着力点。
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消费率，就是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横向看，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9%，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左右，不仅低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07年消费率分别为75.7%、67%和64.9%）。再看居民消费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这一指标为60%，而我国仅为34%，差距达26个百分点。从纵向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率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8年的48.6%，降低了13.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08年的35.3%，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处于低迷状态。这说明，存在居民消费需求被不合理抑制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发挥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建立健全消费大国的体制基础，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需求。
产业结构方面，重在提高服务业比重。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第三产业）与人的发展型需求直接相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健身、文化、创意、研发、旅游等与人的发展紧密相联。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服务业大体以略高于GDP增速的态势增长，2001年—2008年服务业年均增长10.8%。但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从横向看，我国服务业比重依然偏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经济体）为72%，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为59%，而我国只有40%。从纵向看，我国服务业比重的提升还比较慢。2008年与2000年相比，服务业的比重从39%上升到40.1%，8年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这与人民群众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需求有明显差距。如果经过努力，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经过10年达到GDP的50%以上，那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再上一个新台阶，人的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也会拥有更为广阔的舞台。
投入结构方面，重在抓自主创新。改善投入结构的核心是解决由粗放到集约转变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科技创新。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而且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不仅推动着经济发展，而且重塑着人自身。伴随着信息经济的推进，一代“新人”开始出现，他们思维活跃、喜欢变革。从我国的实践看（例如北京中关村的高新技术园区），在探索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一批“新人”也开始崛起。这批“新人”既是科技专家，又是企业经营者，不少还是人文学者。现在，我国正面临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创新的空间相当巨大。下一步，应该积极打造创新高地，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历史进程将塑造千千万万个创新主体。
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抓减排治污。减排治污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涉及人的生存和发展，关系人们能否喝上清洁的水、呼吸上清新的空气。近年来，我国清洁发展、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环境污染事件仍时有发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最近我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这既是我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我们应努力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居民消费模式，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安（全）健（康）（ESH）”机制，让人民群众过上生态良好的绿色生活。
从促进人的发展角度强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支撑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支撑。从促进人的发展角度看，应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体制改革。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提高居民消费率，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就必须调整分配结构、改革分配体制。这涉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近年来出现了劳动者工资报酬比重下降的趋势。因此，应正视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积极构建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工资协商谈判机制，为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提供制度支撑。同时，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则有所上升。因此，应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为重要目标，切实加大政府调节力度，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在内的公共产权收入再分配制度并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增加全民福利。
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07亿人。但这6.07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大量进城多年且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因没有城镇户口而无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可以将这部分农民工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率先转变为市民。应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样，既可以通过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又可以使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自身素质。
构建环境产权制度。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居民消费模式，不仅需要相关的政策引导和技术保障，而且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有两条思路：一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如对排污者征收环境污染税等；二是通过完善产权关系来解决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对于前一条思路，人们比较熟悉、比较重视；而对于后一条思路，人们比较陌生、比较忽视。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受到“环境无产权”观念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确立环境产权能够更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应当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形成环境补偿机制，用产权制度来规范环境创造者与环境受益者、环境损害者与环境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为全体社会成员过上低碳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政府职能转变应当解决越位问题——从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解决缺位问题——更加重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同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