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名人牌，为振兴本地经济造势，这是多年来不少地方屡用不爽的招数，本无可厚非，但凡事都应有度，如果闹到走火入魔的地步，那必然适得其反、引出负面效应，不仅达不到招商引资、广揽游客的预期目的，而且会惹火烧身、遭到质疑与批评。最近，河北两地为赵云闹“翻了脸”，还算没离大谱；而有关西门庆的争夺战，就属于典型的“名人疯魔症”了。
几天前有报道说，基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会给地方带来巨大文化旅游收益的考虑，《金瓶梅》引发了两省三地的“西门庆故里之争”，具体涉及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近十年来，三地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展开竞争，西门庆也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某商代表。阳谷、临清二县，均把相关项目列入发展规划，不仅建有诸如西门庆和潘金莲初次幽会地点——王婆茶坊、西门庆及妻妾宅院和其经营的生药铺、盐铺、当铺和绸缎庄等实物景观，还通过雕塑或真人表演等形式，“生动再现”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浪漫交往”；临清甚至开设了游人自费参与、“亲身体验极乐生活”的节目……至于黄山，该文章指出，2006年，黄山市徽州区突然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公园等项目，并于当年5月1日对外开放。徽州区称，根据考证，西门庆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人，是徽商的代表。
虽然上述报道中的一些内容，很快被黄山市徽州区方面否认，有关负责人声称当地早就“停止了媒体所称的‘西门庆故里’项目运作”，也未建造什么“金瓶梅遗址公园”，但承认“的确开展了对《金瓶梅》的研究和有关人物出处的历史考证”，2006年经过招商引资请人来协助搞过文化旅游开发，旅游公司想借西门庆炒作。由此看来，徽州参与过“西门庆故里”争夺战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不过是没能像山东两县那般火热实施相关“开发计划”而已。
西门庆是何等人？--妇孺皆知、臭名昭著的大坏蛋，死于武松手下的大恶霸，这早已是毫无悬念的铁定结论；而他又是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文学虚构人物。把大恶人当香饽饽争抢，本已超出常理，还煞有介事地考证一个虚无人物的故里所在，就更加荒唐之极。也许，这些非常之举，被涂抹上了“解放思想”的时髦油彩，被插上了“振兴地方经济”的瑰丽标签，但人们仍然不禁要问：如此举动，置公认的是非善恶、道德标准于何地？置历史的起码尊严于何地？别说西门庆是虚构人物，即便他是真人，“同籍”的乡人，能够以其为荣为傲吗？而以西门庆为招牌的那些“景观”、“节目”，又能让人感受、体验到些什么特殊的“文化内涵”呢？是骄奢淫逸、偷情纵欲，巧取豪夺、欺行霸市，还是赤裸裸的谋色害命？
从西门庆的“突然走红”，笔者联想起流传甚广的一副对联：“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据说这是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秦官员到杭州拜谒岳飞坟后写下的。现实中热捧西门庆的始作俑者们，善恶、荣辱水准竟然跌倒了两百多年前的封建文人之下！按照他们的思路，倘若与秦桧“沾亲带故”，保不齐他们同样会大打秦桧招牌，挖空心思地吸引游人去感受、体验“勾结外虏”、“残害忠良”的“汉奸文化”呐。
西门庆受热捧，是畸形政绩观、片面追求GDP的又一表征。与高污染、高矿难的GDP一样，“西门庆”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属于危害深重的“有毒”、“带血” GDP。所不同的是，前两者对人的危害主要是肌体，而后者危害的则是精神。试想，在西门庆特色旅游中，游客的情操会得到怎样的“陶冶”？浸淫于西门庆“生活环境”中，从业人员会滋生出怎样的职业精神？而成长于西门庆“文化氛围”中的青年一代，又会树立起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
与高污染、高矿难相比，变态的“名人经济”之“毒”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因而造成的创伤更难医治，带来的危害也更为深远。但愿在这方面已经走火入魔的地方，快快改弦更张，不要为了一时小利、个人私利，继续干遗患长久、祸及大众的错事。
由是观之，切实加强荣辱观的教育的确很有必要。否则，不仅会不断出现疯狂嫖娼的吉林人大副主任、公开猥亵女童的深圳海事局书记、酒后公然调戏妇女的河北某县银行行长、强暴未遂被邓玉娇捅死的湖北巴东某镇干部那样的败类，还会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这可不只是官员私德的“小节”，而是关系成千上万民众福祉的大事。当然，矫正变味的“名人经济”，不能只靠思想教育，但荣辱观的教育确实是既不能少、也不能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