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表示，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问题，为此他特别提议增加对农民工的住房补贴，因为农民工群体中有着巨大的房地产市场。茅于轼先生援引统计数据指出，我国目前有2.3亿农民工，如果每位农民工每年可以领取1万元的住房补贴，那么GDP就可增长2.3%。
红楼梦有一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放到茅于轼身上倒也颇为合适。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如果每年拿出2.3万亿“专项资金”给农民工发放房补，对于财政来说简直是妄想。即使退一万步讲，这笔钱发到了农民工手中，在户籍、社保等体制因素的羁绊下，农民工也难以在所在城市实现置业。
帮助进城农民工解决住房困难问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载明的，但将其纳入当地社保体系、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角度考虑才是更为贴合实际的方式。因此，如果只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激荡起的往往是娱乐的浪花，而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理性、审慎和让人尊敬的思考。
其实，靠直接发钱(或者是消费券)来撬动消费的想法由来已久，茅于轼不过是将其极度夸张而已。这种“你来消费，财政买单”的刺激内需方式是以政府赤字为代价的，在非常时期作为政策组合中的一项尚可发挥作用，但无法做到常态化。
显然，茅于轼没有开对方子，但还是号准了脉。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激活居民的消费能力，这样的一种内生增长模式才是可持续的。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于：两马争先、一马踟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过大，消费则明显不足。经济学家樊纲就很直白地说，因为老百姓没钱消费。这里面既有税制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的问题。简言之，要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正是基于此，收入分配改革才在今年自上而下地形成广泛热议。
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不仅着眼于公平，而且也在于对消费的撬动，从而扩大和重启内需。当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企业手中，必定就会造就居民消费需求的短缺。社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00年-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居民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由此看出，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并限制了刺激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因此，如何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在二次分配中将国家收入更多地转化为公共服务开支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近日，负责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一位发改委官员表示，不管怎么样，今年必须拿出东西来，收入分配不能总是空谈，并透露出要对垄断工资动刀的消息。对此，我们期待拿出的是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利益集团妥协的“四不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