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场深刻变革

　　2010年3月23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以“”为主题的座谈会。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清华大学等单位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30多家新闻媒体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1.发展方式转变正处在十字路口

　　●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保障等问题，会积累很多矛盾，影响我国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以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主义难以为继。专家指出，过去30年以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模式，受内外环境变化的约束，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一是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全面凸显出来；二是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受外部市场变化的约束难以为继。有专家指出，30年来我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保持在35%-40%左右，特别是2004年以来每年投资率都超过42%，远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在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快速地扩大了经济总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到今天，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有了阶段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区域差距、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等。专家强调，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长期实行的“大进大出”出口导向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主要建立在外需基础上。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有专家指出，过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总量，今天面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社会突出矛盾，需要把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总量转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上来。专家谈到，居民收入占GDP总量，2000年为55%左右，现在下降到42%左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这四项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在28%左右徘徊。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保障等问题，会积累很多矛盾，影响我国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次转型进程决定未来，刻不容缓。过去的发展方式，大量地消耗资源、能源，资源环境已不能支撑这种模式，必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到注重质量效益。专家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推进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由追求经济总量转到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受内外环境变化的约束，我国已经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字路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发展方式不转变，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经济危险和社会风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把短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考虑。今明两年对于未来5年有决定性影响，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对后10年、20年、30年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2.发展方式转变面临许多现实困难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难启动。比如垄断行业改革、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物业税改革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追求经济短期高速增长的矛盾。专家指出，目前相当多的地方政府把追求GDP的短期快速增长作为主要任务，上了一大批“两高一资”项目，放弃这些项目就会影响GDP增速，影响财政收入。在仍然把追求GDP的增速放在第一位的想法和做法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是做点表面文章，实践上还是走老路，难以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际行动。调整经济结构同经济增长也是有矛盾的，要真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不能继续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就不能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2009年反危机的实践表明，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导致的是不少地方又一轮的粗放扩张，投资消费结构进一步恶化，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难以扭转。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难启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这几年我国推进了一些改革并有所成效，比如医疗体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但是没有或者很少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特别是缺少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专注于发展，2003-2007年，连续五年两位数经济增长，使政府部门忙于处理增长问题。比如煤电油运紧张，节能减排任务繁重。二是从短期政绩看不改革日子照样风光，改革还会得罪既得利益群体，反而要冒风险。比如垄断行业改革、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物业税改革等，就被一直拖下来。因此，改革缺少动力。

　　政策调整阻力重重。专家谈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年底我国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我国经济目前已经稳步回升，去年GDP增速达到8.7%。这种情况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做适当调整，以免经济再次过热。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继续实施，否则会出现大量的烂尾工程，但是投资结构仍然有调整的余地。例如，中央投资项目经过调整比较合理，民生工程比较多。但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只占很小的比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增长30.1%。其中中央项目投资不到两万亿元，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投资结构也应该做调整，尽管这个调整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是很难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专家指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涉及全面、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决定了这是一场硬仗。一是从初次分配来看，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过去30年，在投资主导的基本格局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向企业集中，劳动者的工资相对较低，比如，劳动力报酬占GDP比重10年左右下降了14个百分点。二是从再分配来看，涉及调整社会、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总体来看，这些年社会(居民)的收入不断下降，政府的收入不断上升。三是重点在于打破垄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现在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着资源，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尤其是高管收入水平相当高。因此，第二次转型实质是基本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

　　3.明确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性目标

　　●从十五年的实践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是还没有建立起与新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新体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艰苦的历史阶段。有专家提出，我国“九五”规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十五年的实践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困难重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应该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但长期以来进展迟缓。有的地方，有的时段，不仅仅没进展，还向相反的方向演变。究其原因，是还没有建立起与新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新体制。因此，发展方式转变是相当艰苦的历史阶段，要有充分认识。

　　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性目标“十二五”规划要制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性目标，以刚性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现在我国发展应主要建立在内需基础上，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有限。2009年，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消费仅为52.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国家一般是60%。如果“十二五”能够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最终消费率从现在的49%提高到55%以上，就会奠定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有专家提出，我国已进入公共消费阶段。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到人均GDP4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时候，进入到扩大公共消费阶段，公共消费占整个消费的20%。我国按现价美元汇率来算，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尽快提高公共消费比重。

　　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主导。专家提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率应当在55%-60%，但是去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6%，滞后10个百分点左右。提高居民消费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载体是城市，没有城市化

　　的较快发展，很难有消费率的明显提高。此外，结构调整和城市化也直接相关，没有城市化难以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因此，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就业，要靠城市化推动。如果“十二五”城市化率从46%争取达到51%-52%，我国就将初步奠定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格局，服务业的比重5年后就可能提升到45%到46%。

　　第三，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化。我国的城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十二五”要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城乡一元结构的历史性突破。重点是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问题，防止出现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个过程中把城乡收入差距从2008年的3.31：1控制到3：1以内。

　　第四，奠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涉及城乡公平发展问题，也是可持续性增长的基础性条件，既可以影响与引导消费倾向，又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未来5年，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解决民生问题，要有约束指标。例如公共服务投资增长速度不得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第五，走向自主创新，发展低碳经济。整体来看，我国技术创新程度还很低。在未来几年能不能在“创新驱动”上有所突破，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重大课题。我国现在是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要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就要由过去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转向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美国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已经达到3%左右，我国仍在0.5%-0.7%的水平上徘徊。“十二五”时期，除节能减排有重要约束以外，重要的是形成资源环境价格的形成机制、碳交易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