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中央及时果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经过努力，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例如，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民间投资意愿不强等。如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应对金融危机、巩固企稳回升势头中的重要作用？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黄泰岩教授。
在扩内需、保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投资一马当先，国有资本发挥了稳定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为什么还要强调刺激民间投资、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呢？黄泰岩教授认为，这要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积极作用谈起。他列举了一组数字。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2006年，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已占我国GDP总量的65%左右；民营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50%，在40个工业部门中，有27个部门的比重超过50%，部分行业超过70%；民营经济提供了城镇75%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20%。
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克服危机影响、重回上升通道是不可想象的。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初显的情况下，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这是因为，政府财政投资的作用主要在于遏止经济过快下滑、提振市场信心，而要实现经济复苏和长期稳定发展，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也是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
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企稳回升，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正进入亟须扩大民间投资的新阶段。在经济下跌期间，政府投资要加大力度；而要巩固和发展企稳向好的形势，民间投资一定要跟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因此，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就成为新阶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战略举措。
目前民间投资还远没有及时跟进，如今年1—5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40.6%，而非国有投资同比仅增长27.7%。为什么民间投资难以跟进？黄泰岩教授认为，我国民营经济主要活跃在竞争性领域，而这些领域经过多年的扩张已出现相对过剩。显然，在生产过剩的领域中，依靠优惠政策启动民间投资的空间已极其有限。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既有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投资活力。比如，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我国实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为扩大民间投资、避免通货紧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举措？黄泰岩教授列举了几个重点。第一，鼓励全民创业。一个社会只有激发出广大民众的创业激情，才可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创业对于促进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一方面，应打破那些束缚人们创业的思想观念，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使创业变得伟大；另一方面应改革那些阻碍人们创业的体制机制，使创业变得简单平常，让人人都能去尝试、都有成功的机会。
第二，打破行业垄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调查显示，我国私营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类企业共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65.4%。进入电、煤、气、水等领域的私营企业占比只有1.1%；进入金融业的只有0.1%；进入公共设施领域的只有0.4%；教育领域0.3%；卫生领域0.8%；文化体育领域0.7%。而这些部门恰恰又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即使今后我国财政支出重点转向民生领域，仅靠政府投资也很难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因此，在这些部门引入民间投资，不仅在短期有助于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而且就长期而言将有助于我国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第三，搞好配套改革。由于本轮启动民间投资的重点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因而不同于以往改革的是：不仅要打开这些领域的投资大门，而且要出台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这是因为，这些领域的价格往往是政府规制价格，因而理顺价格就成为必要；同时，这些领域往往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而税收体制、政府补贴制度等也要相应进行改革。否则，即使打开大门，民间投资也很难涌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