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 发自北京

　　揣着两美元求学美国，课余洗碗赚生活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也曾有过这样的异国生活。赴美六年后，易纲不仅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还在印第安那大学当了助理教授。1986年，他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他在国内任小学校长的母亲，每月的工资是99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还不到27美元。

　　“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她的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易纲当时很困惑，“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力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

　　留学中经历的这种反差直接影响了易纲，他之后从事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研究也与之密不可分。易纲认为，作为刚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之所以学习工作都特别努力，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苦难，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问题。

　　求学时易纲的读书选择并不多，在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上，易纲说，“我也是非常幸运的，我读的书都是经典。”相较而言，现在年轻人面前的选择多了许多，不仅有传统图书，还有电子图书。“但是现在很多书的质量大不如前，可以说有很多是‘垃圾’，”易纲说，“现在年轻人既面临丰富的选择，同时也面临着困惑，这个困惑是他不知道该读哪本，不知道怎么筛选。”

　　对易纲来说，除了留学的影响，对他成长影响很大的还有一本书，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易纲认为这本书引起他的反思，“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

　　“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易刚说，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易纲在美国读书时便试图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诞生的原因，他认为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给了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进而从中汲取出理论。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断改进的，而在发展中付出成本最大的，是曾经实施过计划经济的国家。

　　“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易纲说，“现在新生代的年轻人，对这一点认识还不够深刻。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更加激励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易纲的另一个角色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他1986年博士毕业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约为3.27，25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约是6.29。当时美国的助理教授的年薪是五万四千美元，现在助理教授年薪涨到六万三千美元，而美元所能兑换到的人民币也比当时更多。

　　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是否干预过多，已经被热议了多年。易纲最近观察到，人民币汇率的双向预期基本能与市场的供需相平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就又可以减少干预，让市场尽量发挥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让市场决定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