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美国监管机构宣布无限期推迟巴塞尔资本协议III(以下简称“巴Ⅲ”)的生效日期；欧洲金融监管机构同样也表示考虑要推迟，这引发了对全球银行监管框架的一些新的思考与争论。在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以及财政紧缩的背景下，一些发达经济体担心如果资本新规也同时迅速施行，可能会动摇经济复苏的信贷基础，并且形成紧缩效果的叠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版巴Ⅲ仍将于明年元月1日正式实施，届时将对商业银行提出更苛刻的监管要求。

　　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中全球银行监管面临的挑战？中国版巴Ⅲ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中国银行业又将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监管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命题。尽管全球的监管者都认同以风险为本的银行监管理念，然而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内涵、如何界定和管理风险却始终随着金融市场甚至是金融危机在变化。在这样一个资本规则与经济金融环境多重变革的环境中，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新资本监管体系、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影响，可能面临规模增长减速、资本补充压力等一系列的挑战。

　　全球银行业陷入危机后反思

　　金融危机以来，按照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确定的金融监管改革目标，在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巴塞尔委员会主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携手共建银行监管新框架，在巴П基础上出台了巴Ⅲ，并提出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揽子政策建议。各国监管部门为维护本国金融安全，纷纷加快了银行监管改革步伐。美国出台《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提出统一银行监管；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公布了银行业改革最终报告，要求银行设立不同业务风险隔离的“围栏”；新加坡金管局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仍必须在12%以上等。在巴曙松看来，全球银行监管改革涵盖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

　　微观机构层面，着力提升单家银行的稳健性；中观治理层面，强化薪酬约束和银行消费者保护；宏观系统层面，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对大型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限制“大而不倒”机构的过度扩张，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建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