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列为世界经济面临的三大主要风险。不过，从上周全球多家经济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记者发现了不少亮点。总的来说，这些数据大部分强于预期，似乎验证了全球经济可能正在加速温和复苏的观点。其中，最大的意外亮点来自英国。据悉，主要受奥运效应推动，英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数据不仅三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正值，且大大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当然，不出市场预料，欧元区经济数据依然低迷。对此，10月29日与本报记者连线的巴克莱资本环球经济、新兴市场及外汇研究主管皮耶罗·盖齐表示，欧元区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逆风”。而近期全球经济的最新发展使财政乘数高于原来预期被更多地接受，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比较好。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工商企业需求比较疲软但消费者需求已经反弹，特别是房屋开工和零售数据均已好转。皮耶罗·盖齐说，好于预期的消费者需求和有迹象显示经济活动已经触底(三季度GDP数据和9月份ISM指数)意味着美国第四季度经济适度乐观。在货币政策方面，一如市场预期，因家庭支出的增加略快于预期，上周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按兵不动。目前巴克莱资本的基本预测仍是年底之后美联储会将其现行的在扭转操作下每月购买450亿美元长期国债转变为无限量购买。

　　再看英国经济。据悉，主要得益于伦敦奥运会的正面效应，三季度英国经济一改此前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环比增1%，超出了之前普遍预期的0.6%，被市场视为“二次探底结束”。在此背景下，皮耶罗·盖齐预计，可能的潜在增长动力以及英格兰银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某些成员对于进一步量化宽松(QE)越来越多的不安，可能令英国不会再进一步推QE。

　　从中国的情况看，前期政策逐渐显效，经济企稳迹象明显。结合日前公布的9月月度经济数据来看，最新公布的10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已升至三个月高点(49.1)，远高于上月47.9的终值，显示制造业活动延续回暖态势，新订单回升，去库存近尾声。皮耶罗·盖齐认为，“上周好于预期的10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以及官方公布的9月份经济数据描绘了一幅一致的画面，即在政策宽松、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房地产价格复苏、外需改善的大背景下经济活动可能进一步恢复。”尽管今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强劲反弹似乎不大可能，但皮耶罗·盖齐认为，巴克莱资本的基本预测值仍可能上行。

　　根据摩根大通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综合体现中国市场信心的中国研究信心指数(JSI)10月份环比显著上扬，从9月份的48.5大幅升至61.2。10月份数据的显著变化包括市场对银行业和独立发电企业的信心大幅上扬，以及市场对消费行业情绪的积极变化。从趋势上看，对销售收入和利润率的乐观情绪仍然是JSI指数上行的主要推动因素。

　　令人沮丧的是，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依然不佳。据悉，10月份欧元区PMI初值创下周期性新低，显示该地区GDP在年底前很可能收缩。同样地，来自德国的数据证实IFO商业信心的下降趋势仍然未被打破，这增添了市场对第四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平淡无奇的下行风险，认为内需不大可能起到充分支持经济以抵消低迷的外部环境的作用。在分析欧洲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时，皮耶罗·盖齐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财政“逆风”密不可分。而近期全球经济的实质和最新发展使财政乘数高于原来预期被更多地接受，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比较好。

　　具体来说，他解释道，在危机爆发之前，假设财政乘数约为0.5甚至更低，人们认为即使额外的财政支出的直接影响是提振经济活动，这种影响也会部分甚至全部被以下两个间接影响所抵消。其一，也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在通常情况下会收紧以限制财政刺激的扩张效果；其二，未来税收增加以弥补更多支出的预期会降低日常消费。不过，这些并不是货币政策通常的环境。目前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都处于或接近于零，正面临着经济学家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即使财政支出增加，货币当局也不大可能收紧政策，因经济增长距离其希望达到的水平依然很远。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会非常有力。这个逻辑在削减开支方面也适用。鉴于名义利率面临零的限制且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理直气壮地大开“印钞机”，货币政策要比已做过、宣布过的更加宽松就很困难。

　　上述理论似乎得到了部分事实的支持。以28个发达经济体为样本，IMF日前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发现，最近几年的财政乘数为0.9~1.7。IMF的上述结果与此前包括萨默斯在内的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后者基于上世纪30年代(最近一次利率达到或接近零的时期)的证据建议平均的财政乘数为1.6。皮耶罗·盖齐表示，过大的财政乘数令欧元区，特别是欧元区边缘国家处于困境。面对欧元区的调整，市场一直有些矛盾：当增长数据疲弱之时市场会很失望，但疲弱的增长正是财政政策收紧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由于对税收收入的更大直接影响，实现一定的预算目标所必需的财政调整规模正变得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