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在进入试点工作的第三年，已经有了迅猛的发展。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布的《2010年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情况分析》，浙江省共有小额贷款公司134家，注册资本230.9亿元，全年累计发放贷款1093.6亿元、21、6万笔，与2008年试点之初的10家相比，其规模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迅速扩张的形势下，2010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率仅为1.6‰，“这在全国来说是算比较优秀的。”浙江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向中新社记者表示。

　　和所有新兴行业一样，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受只贷不存、银行融资比例等政策约束，三年来它们一直喊“穷”。在成立之初就以村镇银行为目标的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在转制所要求的“三年经营期”将满之时，也在焦灼地观望。

　　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汪炜等专家均表示，小额贷款公司应专注于“小额、分散”向中小企业、三农贷款，而不是盲目转制；同时，政府部门应当注重监管体系的完善，在地方金融监管力量缺失的情况下，注意提升信息化系统的力量。

　　浙江小额贷款2010年贷款金额成倍增长

　　2008年5月4日，国家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7月15日，浙江省政府发出通知，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而与银监会、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不同的是，浙江省提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门槛。 就在金融海啸弥漫全球的2008年，浙江省首批试点就成立了10家小额贷款公司。

　　作为首批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之一，慈溪市融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2009累计向当地企业发放贷款16亿，共有600多家企业获益。

　　此后，小额贷款公司在浙江遍地开花。

　　2010年，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金额已达1093.6亿元，比2009年末开业以来的贷款累计数599.4亿元几乎增长了一倍。

　　而浙江充裕的民营资本对小额信贷行业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

　　一方面，已成立的小贷公司老总们一直试图增资扩股壮大自己的信贷实力。2010年，36家小贷公司(不含宁波)进行了增资扩股，部分企业一年内就进行了两次扩股。据统计，2010年该省小贷公司注册资本共计增加了82亿元，银行融资增加了56亿元。

　　另一方面，许多资本正在等待浙江进一步释放地方名额，部分已成立2家以上小额贷款公司的县区仍有不少企业提交开办申请，等待审批。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额贷款公司不断扩张的同时，贷款不良率较低，据统计，2010年浙江全省逾期贷款数量为1566.2万元，不良贷款5318万元，而2010年全年累计发放贷款1093.6亿元，不良率为1.6‰；同时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拨备已达到5.2亿元，拨备金风险覆盖率为756.2%，可以说风险控制良好。

　　“受上市公司等龙头骨干企业为发起单位的管理溢出效益影响，内部管控严格，风险控制和经营效益比较好。”丁敏哲认为。

　　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省已有25家上市公司参股小额贷款公司，占比18.7%，在全国比例最高。

　　只贷不存 小贷公司“既差钱又差人”

　　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展起来的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经历过市场的风雨后，已经从创业初期的或冲动、或保守回归理性。三年间，小额信贷在浙江的发展可以说没有遭遇重大挫折。但同时，业务发展中的体制瓶颈也逐渐显现。

　　就在不久前，有浙江省金融办、浙江省工商局等单位在场的一次监管报告发布会上，有多家浙江小贷公司的老总向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倾诉了成长中的“烦恼”。

　　龙泉市佳和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只存不贷”的政策要求，再加上“最多只能向两家银行融资”的限制，这让小额贷款公司很容易处在“无款可贷”的尴尬局面。

　　按照现行相关政策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并且“最多只能向两家银行融资”。

　　部分小贷公司负责人同时抱怨银行融资50%的比例太低，但事实上，目前许多小贷公司连50%的融资比例都无法到达。

　　数据显示，浙江134家小额贷款公司中，仅69家取得了占资本净额50%的银行融资，仍有17家小额贷款公司银行融资尚未到位。岱山银隆小额贷款公司因为注册资本低于5000万元，其融资申请就被银行拒绝。

　　同时，作为非金融机构的小贷公司必须按照工商企业来纳税，包括5.56%的营业税及附加、25%的企业所得税。尽管浙江出台了政策对运营良好的企业实行退税补助政策，但杭州滨江、丽水莲都等地对该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算好，而且该政策三年期将满，未来的税赋成了隐忧。

　　除了差钱，许多小额信贷公司还很差人。

　　“我们目前没有分享征信系统，而小贷公司信贷员面向的客户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质客户，与银行信贷员相比，他们要面对的客户数量更多、情况更复杂。”杭州佑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惠仙表示，通常小贷公司一个信贷员要面对几十个客户，在没有征信系统的情况下风控的压力很大，他们需要分析软信息、懂得管理客户，而对公司来说，优秀的团队是最重要的力量。

　　叶惠仙说，公司一直在寻找优秀的人才，但由于整个社会对小贷公司的认知并不是很好，招聘难度很大。目前来说，多数小贷公司会选择使用从事过财务工作的人员来进行自行培养。

　　慈溪市融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雅芳也表示，曾经试图向银行挖人到自己公司做高管，但没有成功，目前该公司的招聘条件是要求“五年以上相关经济工作经验、本科学历”。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一位信贷员表示，“小贷公司发展是比较快，但是成长时间太短，还不成熟，除非混不下去，否则不会跳槽到小贷公司。”

　　村镇银行？“变身”还需观望

　　按照《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按《指导意见》新设后持续营业3年及以上，同时清产核资后，无亏损挂账、且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可转制为村镇银行。

　　但它同时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银行金融机构。

　　对此，大部分小额信贷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还是观望新的政策。瑞安华丰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陈寿清坦言，“银行要进入要控股，股东不会干。中央要求村镇银行要到农村去，但要民营企业去农村，他们愿意吗？就算要讲觉悟、讲回报社会，毕竟也是要讲利润的。”

　　而社科院金融专家易宪容则直言，“小贷公司想转成村镇银行吸收存款，他们的信用基础在哪里？目前国内连城镇银行的问题都很大，转村镇银行不太可能。”

　　专家：小贷公司须正视自己问题、监管体系有待完善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差钱又差人的烦恼，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小贷公司首先应该正视自身的几个问题。

　　一是小贷公司追求的目标是否清晰。杜晓山认为，目前很多小贷公司有冲动地想做大、想到城里去，以进城不下乡、做大不下乡、扶富不扶贫为思想，这已经有悖于中央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三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初衷。

　　对于能否达到监管部门提出的小额贷款公司“70%的资金用于纯农业贷款或100万元以下贷款”的要求，浙江很多小贷公司负责人回答比较保守，“大概能完成60%-70%”。

　　杜晓山认为，目前小贷公司违规操作的风险也不低。“全国来说，确实有部分小贷公司存在通过各种名目的费用使利率超4倍、非法吸储或集资、暴力追债甚至洗黑钱的行为。” 杜晓山更直言，“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体系如何完善就成了问题，目前国内小贷公司普遍存在看似多部门在管、其实都没怎么在监管的局面。”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小贷公司的监管是由金融办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来监管，而日常监管单位则是工商部门。

　　对此，杜晓山认为，目前金融办等部门在县级领域存在力量缺失，监管上有心无力，但小贷公司经营的毕竟是金融业务，最终还是应该有真正熟悉金融业务的部门来直接管理，有关的部门应该在“信息管理系统”上下功夫。

　　对于小贷公司希望转制成村镇银行，又不想放弃大股东地位的情况，杜晓山认为，监管门槛的高低与小贷公司自身的能力、数量是相互制约的，如果小贷公司发展到能够真正懂得银行基本风险防范、保证不违规这样的要求，监管的门槛自然会放低。

　　而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汪炜认为，“要不要转”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在监管层。“要求银行控股，是监管部门对地方监管业务的信心不足。按照现在的政策，小贷公司尚不愿转成村镇银行也很正常。政府方面可以试着解放观念，通过试点的形式，用几年来做试验，只要不是面上广泛去推就不会出大问题。”

　　汪炜同时建议，小贷公司可以多尝试专业化业务，深挖某个行业或者专业，成为行业内贷款的领袖。 (记者 童静宜 见习记者 赵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