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原有优势消失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这源泉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力的流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建议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民变成市民，改变劳动供给。

　　《经济参考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您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新问题。那么，“未富先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

　　蔡昉“未富先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以致形成经济增长减速、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资金不足等挑战。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却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的强劲增长难以保持。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但是如果我们丧失了人口红利，这些条件都不再具备，我们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从哪来？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是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仅仅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78年至1998年期间G D 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就达到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今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应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保证稳定的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它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成市民，这部分人就变成了稳定的劳动力，直接改变了劳动供给。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让政府在制度上激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人口转移的力度。再次，农民工变成市民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像市民一样消费、生活，这可以改善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可持续。

　　目前经济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投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所以，今后，要想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下工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经济参考报》：“未富先老”使我国经济赖以保持高速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您认为怎么做可以减轻这种冲击，并为重建新的比较优势做好基础铺垫？

　　蔡昉：目前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具体来说：

　　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内需与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

　　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科技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固然应该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的赶超，特别是要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总量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特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过适用性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继续获得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