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概说

时间：2012-08-29 01:05　　　来源：华夏经纬网

　　恩施土家“女儿会”，经历了3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清朝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和八十年代至现在三个阶段。“女儿会”之所以能在几百年间生生不息，世代相传，是由它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决定的。“女儿会”历数百年而不衰，作为土家族地区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节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清朝至民国时期

　　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3年），“十个棚”张、薛二姓族长，倡议在石灰窑建立集贸市场。族人约定，在7月12日这天，由张、薛两棚族长召集十个棚族长集会，并邀各姓氏商户参加。席间，薛氏族长在大红纸上写上《开场吉日》公告，贴于石灰窑集中地点杨家棚处。在鞭炮声中，集贸市场初步建立。这是石灰窑建立集贸市场的最早记载。有了集市，人们陆续上街赶场。最初，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不允许上街赶集。若干年后，或许是由于薛乡士的开明，女儿们才开始上街赶场。青年男女就在7月12日这天以物资交流为虚，以寻情觅爱为实，开始幽会。从那以后，男女青年们开始以这种形式互诉爱慕之情，久而久之，女儿会也由此开始。后来，族里规定每旬2、5、8赶集，“十个棚”男女老少逢集便上街赶场。渐渐地，物贸交流规模扩大了。中坪、小清河、黄家坪、曹家棚、文家铺开始集中在石灰窑集镇赶场。以至后来，恩施、建始、宣恩、鹤峰四县边区以及外地客商也云集于此进行商贸活动。石灰窑不仅成为了各地商贾云集的场所，也成为了“十个棚”女儿会的发源地。

　　从清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鄂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完成。元明至清初，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自清雍正开始，清政府鼓励山民上山开荒种地，谁开垦谁受益，可“永准为业”。对于无人认垦的荒地，政府实行召民开垦政策，于是，山外又有不少人搬到鄂西地区来。石灰窑离城200多里，因受改土归流之益，人口增多，农耕繁盛，物茂谷丰，人们在集市上的交流更加活跃了。一年一度的女儿会也不断沿袭下来。

　　清同治五年（1866年），石灰窑集市已形成一定规模。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石灰窑的薛氏、张氏、黄氏开始大兴中药材生意。这一年，石灰窑“易同兴”药号开张，湖北、湖南药商纷纷前往购货，同时雇请湖南常德中医毛世辉到石灰窑坐堂行医。药材市场促进了女儿会的发展。

　　民国初期，石灰窑成立了商会组织。为活跃商贸，促进社会交往，商会规定农历逢双日为热场，单日为冷场，7月12日的女儿会仍逢热场。这一天，不仅宣恩、鹤峰、建始等县的人们来参加“女儿会”，而且湘、川、黔等省的商贩也来了不少，尤以湖南最多。外地客商的加入，使小小的石灰窑集市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买卖兴隆。据在此地曾做过联保主任的邓达三讲，每年的“女儿会”都很热闹，平时抓兵拉夫的现象，到这天都不曾出现了，因为乡保人员都赶“女儿会”了，哪有时间管这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石灰窑建立了乡政权（石灰窑乡政府）。集贸市场逐步繁荣，外商大增，常驻丁友财、邓达三、钟福全等家客栈，设立布匹、日杂、百货摊点，以此换取石灰窑的当归、党参、天麻、厚朴等名贵药材，运销湖南、广东等地。从那以后，每年参加“女儿会”的外地生意人日渐增多。石灰窑的姑娘们在集市的薰陶下，也乐于交际，十分好客，对外地客人特别友善。不少当地女子与外地客商在“女儿会”上一见钟情，结为终身伴侣，并落户当地，这令本地青年男女既是羡慕又是妒嫉。土生土长的石灰窑人冯永德讲说：“石灰窑发外地人，不管是娶妻生子还是做生意，凡是外地人在石灰窑安家落户的，一发人（子孙多），二发财（钱多）。”

　　大山顶女儿会的形成时间略晚于石灰窑。“改土归流”前这里人烟稀少，清政府鼓励垦荒，许多外地客户相继在大山顶落籍，开荒种植药材。据当地退休教师李传章介绍，他祖上迁到这里已有七、八辈人了，以药材种植为业。在响板溪附近，编者找到了李氏祖坟，墓碑立于“皇上光绪七年小阳月”（即1881年10月），墓主人叫李福全，是大山顶首批种药兴场的开拓者之一。推算起来，李家来大山顶至少有180年了。为了更好的外销药材，山上的几户人家商定场期。附近的人们也在规定的日子里出来赶场，这样，赶场的人多了，赶场也不仅仅只限于货物的交易，慢慢成为了青年男女相互交流的场所。于是，“女儿会”开始出现。

　　大山顶“女儿会”在建国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早些时候，这里的男女在赶集时相互看中，便邀约到不远的大楼门的独笋山下谈情说爱。如果几个后生同时看中一个女子，便以比武的方式决定谁有与意中人恋爱的机会。据传，曾经有三个男子爱上了同一个女子，女子便提出条件：你们三人如果谁能上独笋岩采到“九龙盘”（传说是9条蛇守护着的一种中草药），我就答应和他相好。三位后生互不相让，争先恐后去爬独笋岩。独笋岩位于大楼门处，一岩突兀冲天，高数十丈，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日天笋”。独笋岩四周悬崖峭壁，非艺高胆大的人实难上得去，更何况还要采到“九龙盘”了。比赛一开始，只见一英武后生择隙攀援而上，只一顿饭功夫，便上得岩顶，采到了“九龙盘”，成为女儿的意中人。自此后，凡在“女儿会”上表现勇敢的小伙子，便是女儿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大山顶“女儿会”也便在这种神话和传说中逐步发展起来。到了20速递初，随着药材的外销，“女儿会”与药材贸易结下不解之缘。大山顶上的中药材质地优良，又兼有“女儿会”的名声，使得外地药商纷至沓来。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石灰窑、大山顶与各地农村一样，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百废待兴。石灰窑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规定双日场期不变，“女儿会”较之以往更热闹了。

　　“改土归流”后，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着儿女婚事。鄂西大部分地区儿女婚嫁全由父母包办，婚前男女不得见面。年轻后生，正头腊尾，携带礼品，到岳父家拜年辞岁，婚前男女盼望见面心切。相传有个后生到女家拜年，来了几天还见不到未婚妻，临别心生一计，故意把鞋带扯断，假装到室内找针线缝鞋带，才在闺房中见到女方一面。而在石灰窑、大山顶的青年男女就幸运得多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男女青年婚姻自由了，闺中的女儿，盼望娶媳妇的后生，更加希望通过“女儿会”寻得自己的爱情。因此，“女儿会”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会”了。建国初期，外地来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成了“女儿会”上的“俏货”。他们入乡随俗，赶“女儿会”，对歌传情，互约终身。在“女儿会”上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革干”毕业的建始籍青年干部小石，从县委调到济安区工作，就在石灰窑“女儿会”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老伴，得到了美满姻缘。1953年农历7月12日的“女儿会”，是建国后石灰窑十分热闹的一次自发性的“女儿会”。早晨的太阳照在初秋的高山上，温暖而凉爽。一位刚满18岁、扎着辫子的施姑娘起了个大早，收拾打扮了一番，便来赶“女儿会”了。她找了个位置，放下装满梨子的花背篓，等待前来购买的客人。不多时，只见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笑盈盈地向她走过来。姑娘听人说起过，眼前这位青年就是乡里的石同志，不禁心中窃喜。石同志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把梨子买到了手。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谈得投机，英俊潇洒的石同志使得施姑娘心花怒放，聪明漂亮的施姑娘也赢得了小石的爱慕之心。一天，石同志拜见丈母娘。石同志一进屋，施姑娘和她母亲高兴地出来迎接，又是给他烧玉米棒子，又是核桃板栗。小石心里一阵暗喜，他听人说，初次拜见丈母娘，如果丈母娘把核桃板栗都端出来了，就说明丈母娘喜欢这个女婿了。后来她们相约到子母潭边、八仙峰下，对唱山歌，以表爱慕之情。在第二年5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他们喜结良缘，终成眷属。一晃50年过去了，2004年5月，他们的同事、朋友都来庆祝他们的金婚。如今，老石逢人便讲，是“女儿会”给了他这个机会。

　　五六十年代，“女儿会”以文艺汇演和体育比赛为主要内容，同时也以集贸市场物资交流为主。到了7月12这天，各乡村组织的唢呐队、花锣鼓队、摆手舞队、板凳龙队依次上场献艺，还有老艺人演出的被窝戏、猴把戏，有几十号人演出的傩戏，精彩纷呈。据65岁的退休教师周兴普回忆，1963年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组织了文艺汇演，建始县官店区铜钱乡自创的《十唱石灰窑》，唱出了石灰窑解放后的变化。石灰窑创作的一个话剧，周兴普演张铁匠，其妻朱秀珍也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石灰窑小学教师张汉卿担任小提琴伴奏。

　　“文革”期间，在那个“政治突出”的年代里，大跃进的冒进，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辛，本来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加之文革“破四旧”，自然会冲击到传统的“女儿会”。然而，“女儿会”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底，照办不误，只是形式和内容不同罢了。由于农副产品成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致使物资匮乏，人们几乎无东西可卖。但是，在大一统的集体供销经济体制下，县乡组织紧缺物资到“女儿会”乡场上去卖。这一天，人们可以不凭票证，一户可买到一斤酒、一斤肉、一斤糖以及一条肥皂。农民们交了山货，能抢购到这些计划物资，便成为了一大幸事。这段时间，“女儿会”上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中的李铁梅、小常宝等政治艺术女性形象，代替了人们心中的女儿形象，真正的“女儿会”也被迫转入“地下”。男女青年不便在公开场合谈情说爱，便用人们习惯相称的“钓鱼”办法来获取爱情。当时政府干部下到各村搞“运动”，农村女青年参与排演样板戏，开展文艺活动，与一些驻队干部混得熟了，就以“色”钓人。在精神和物质同样贫乏的年代，未婚的青年干部有的成为美满夫妻，有的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过错。这个时期的“女儿会”属于凋零期，民族婚俗之花几乎夭折。

　　三、八十年代至现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传统的“女儿会”又恢复了，其内容逐步发展成为融物资交流、文艺汇演、体育比赛、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民族盛会，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经物质文化生活。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石灰窑和大山顶等高山农村摆脱了吃粮供应、穿衣救济的局面。这个时期，石灰窑和大山顶等高山农村基础建设日新月异，交通条件大为改善，集镇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思索着如何把自己的传统节日——“女儿会”壮大起来。当地政府也把“女儿会”作为促进物资交流、丰富文化生活的盛会来办。1976年，大山顶成立人民公社，公社所在地设在离响板溪3公里的堤场，响板溪“女儿会”也从此搬到了堤场。1979年，红土乡开始恢复在“文革”中断的石灰窑“女儿会”，四县边区农民组织文娱体育代表队，开展传统比赛活动。1984年农历7月12日，石灰窑乡举办了建州以来的第一个“女儿会”，鄂西（后改为恩施）自治州的州长李辉轩（地道的石灰窑人）、副州长田寿延率领州市机关干部前往石灰窑赶“女儿会”，使这次“女儿会”盛况空前。这次“女儿会”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将石灰窑“女儿会”享誉国内外。20多年前，市政协委员王兴凯还是沔阳一个走乡串户卖服装的小青年，他在汉正街听说大山顶有个“女儿会”，于是，在1981年前来大山顶赶女儿会。一来二去，天长日久，王兴凯在一次女儿会上结识了大山顶女青年林春花。他学着当地后生寻找意中人的做法，最后把妹子恋到了手。现在夫妇俩成了大山顶远近闻名的反季节蔬菜营销大户。

　　1989年石灰窑建立区公所，成为全市22个区、镇、街道办事处之一，石灰窑集镇为区公所所在地。区委、区公所对石灰窑“女儿会”极为重视，在筹备建区阶段就成功举办了1989年规模空前的“女儿会”。这天，州、市政府及其各部门、八方客商、周边地区青年男女约3万人云集石灰窑参加“女儿会”。街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物资丰富，人流涌动，各路文艺健儿更是大显身手，山边、潭边、路边青年男女对歌声此起彼伏，把传统“女儿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995年，州、市政府高度重视“女儿会”，首次把“女儿会”搬进州府所在地——恩施城。这天，恩施市民族路、航空大道人头攒动，恩施城万人空巷，十万群众同赶“女儿会”。当时参会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纯煊感慨地说：“什么叫万同民乐？这就叫万民同乐！”这次“女儿会”已成为融节庆、文化、旅游、招商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把生长在乡里的“女儿会”搬进城，标志着州、市人民已把"女儿会"当作土家族地区人民共同的节日。“女儿会”已成为土家民族的象征。

　　2000年，随着恩施旅游事业的兴盛，市政府为了加快清江闯滩、梭布垭石林等旅游景区的发展，把“女儿会”又从城里搬到离城54公里以外的梭步垭石林风景区。这次盛会加入了不少具有土家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如土家族的婚俗表演、傩戏、耍耍、莲香、板登龙等。这次盛会使省内外游客和国际友人一饱眼福，流连忘返。2000年的“女儿会”无疑是一届充满现代社会气息的“女儿会”。

　　2004年，随着恩施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以魔芋、烟叶、党参、茶叶、当归、干鲜果等龙头产业拉动了农村经济增长，使得农民收入增加。恩施市被评为全国魔芋第一县(市)。为庆祝这一盛事，市政府又把“女儿会”从乡里接到了城里。7月12日这天，扩建的民族广场彩旗飘飘，鼓声雷动，一派盛大节日景象。会场上，《首届中国魔芋节暨2004年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相约女儿会》的会标十分耀眼。通过对歌比赛，这次盛会决出了“歌王”、“歌后”和“歌师”。中国魔芋协会名誉会长、83岁高龄的刘佩英教授为全国受表彰的恩施市等8个魔芋大县（市）颁奖。各种文艺节目异彩纷呈，招商引资签约活动频频举行……整个恩施城洋溢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喜庆中。此时的“女儿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全盛时期。

　　总之，现阶段的”女儿会“已成为了一个融节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民族盛会。“女儿会”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主办方还是在参与方，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活动空间看，“女儿会”经历了由发源地（石灰窑、大山顶）到州城（恩施市），又由州城到旅游景区（梭步垭石林风景区、龙麟宫），再从景区到州城（恩施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从主办方的角色转换看，“女儿会|”已由民间自发组织，到区、乡政府主办，再到州、市政府主办；从参与者来看，“女儿会”由原始的薛家姐妹、乡民、生意人发展到各界人士参加，他们中有普通市民、商界老板、政府官员、文教人士、研究工作者，并且不分种族和肤色；从内容来看，“女儿会”己由单纯的以物资交流的形式寻找意中人发展到以集文艺表演、体育竞技、旅游观光、招商引资的多功能集会；从形式上看，女儿们不再是穿着“三叠水”、绣花鞋、背着篾背篓参加乡间的“女儿会”，而是身着盛装参加城镇的“女儿会”，她们不再把“女儿会”仅仅只当作一个寻找意中人的场所，更多的是通过“女儿会”感受土家无限风情和民族魅力。

编辑: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