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渊源

　　“女儿会”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她的主体是“女儿”们，是以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文化形成的传统民族盛会。由此，“女儿会”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及女性文化时期。

　　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认为，人类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在各个时代，产生过各种形态的“家庭”文化。家庭的第一阶段是血缘家庭，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姐妹，也互为夫妻。第二个阶段即普那路亚家庭，这一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也只承认女系。母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母权制的产生，女性成了家庭、社会的权力支配者，一切行为都是以母亲的意志为转移的，女性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也就由此产生了女性文化。

　　人类经历的各种家庭阶段，都适应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18速递夏威夷岛的瓦那国，还存在兄妹成婚的多妻多夫现象。恩格斯说：“兄弟和姊妹结婚，在瓦那国是很普遍的。”在日本安万侣《古事记》中载日本古代神话伊邪那歧命与伊邪那美命兄妹二人成婚的故事，在朝鲜的釜山、庆北、咸兴等地流传的《大洪水和人类》的故事，与我国的兄妹成婚的故事异曲同工。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思士思女说”，相传在司幽国中分为男女两个集团，男性集团叫“思士”，不娶妻子；女性集团叫“思女”，不嫁丈夫。两个集团在性向往上并没有深化到哪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对异性的需求和向往。这是最原始的杂婚形态。我国藏民族还出现过“兄弟共妻”现象，认为同一个父母所生兄弟姊妹，生在一起，长在一起，永不分离，乃是幸事。甚至在对偶婚制时期，有些民族家中缺劳力，便与来客或朋友之间的男性成为一种共妻关系。

　　土家族先民也曾有过原始的女权时期，那时的婚姻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载：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此时鄂西尚处在母系社会时期，盐水女神在廪君不愿留居的情况下，大胆出击，“暮辄来取宿”，表现出女性对男性的大胆追求。这个故事说明，“女儿会”以女性寻找意中人和异性伴侣有其历史渊源。

　　在鄂西流传的兄妹成婚的故事记载：“洪荒年间涨大水，淹死万国九州人。万国九州都淹死，留我伏羲兄妹人。”说的是洪荒年间一场大水，把世上的人都淹死了，只剩下伏羲兄妹。为了繁衍后代，兄妹二人在万物生灵的再三劝说下成婚生子繁衍后代，于是世界上又有了人类。这种兄妹成婚的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划分，应是蒙昧时代的血缘家庭阶段。即任何一个男子都可成为任何一个女子的丈夫。

　　在“女儿会”原生地石灰窑流行的地方剧种——傩戏《姜女下池》，大意是姜女在池塘洗澡，隐约看到范郎在树上乘凉，便唱：“你是人来你说话，你是鬼来放豪光。”范郎唱：“早知娘子下池塘，不该树上把身藏。”姜女唱：“树上哥哥听我说，只有猴子树上坐。哥哥若还有胆量，请你下树谈家常……。”姜女的无拘无束、活泼奔放，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裸浴，见了异性偷窥，也从容镇定，毫不慌张，而是大胆出击，以对歌的形式，约范郎下树谈情说爱，互通家长里短，定下终身。这与“女儿会”上男女相爱、以歌为媒何其相似。

　　从以上情况看，“女儿会”的产生与母系社会和女性文化密切相关，“女儿会”是母系社会的传承，是女性文化的反祖现象。女性文化为女儿会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二、女儿会是对远古自由婚俗不自觉地模仿

　　女儿会作为一种婚俗现象，不管是假经商觅爱，还是借对歌传情，乃至借“回妈屋”过月半与情人幽会等等，其核心是一个“情”字。

　　单纯从“性”来讲，性是一种生物本能，《说文》释为“性，生之质也”。即生命的本源。6万年前原始人的性及性行为，与现存的猿类几乎没有差别。但随着人类历史的进化，人，作为被社会化了的人的存在，对性的需求和采取的方式则带有了社会化，亦即文化意义。人类早期出现的群婚制，或“野合”现象，在今天看来是不道德的、是乱伦行为，但那时的婚俗所表现出来的性行为是自由的、平等的也是绝对开放的。直到后来发展到一夫一妻的“专偶婚”，从人的种群发展看是进步的，然而，自此也由男权社会取代了女权社会。女性也即从一个氏族的社会主角地位，沦落成了男性的附属物，乃至发生发展到有“抢婚”、“买卖婚”等婚俗。其实质，女性就成了一种被奴役的“性商品”。在宋代便出现了专司男女婚嫁的作“媒”职业。“六礼”中的“纳采”，即等于把女儿作价卖，与索要的所谓“奶水钱”别无二致。从婚俗演变的历史轨迹看，作为平等性伙伴之一的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私有制下，即成了供男人取悦的“性机器”。几千年来通行的“六礼”，俨然很文明，很有道德，其实质，就是对人的本性之一的“性自由”的一种压迫和伤害，集中表现在女性的不平等、无地位和不自由。

　　这种对女性的不平等、无地位和不自由正如一副桎梏，突然间架落在一个数千年来都是“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以歌为*淫之媒……”的自由婚俗的民族身上，从此，凡男婚女嫁，非“六礼”不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其沿袭历久的自由婚俗文化则被强制取缔。从文化角度讲，文化的排它性所衍生出来的不屈服与反抗，则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在人们心里积淀下来，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一代代传下去。只待什么时机，便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因而，当石灰窑、大山顶两地的集市贸易这个天赐良机到来时，人们(主要是青年男女)便不约而同地以经贸为名，行觅爱之实，以对歌为媒，行恋情之实，以“回妈屋”之名，作偷情之举……这种种表现形式，是对封建婚制的反抗，也是对远古自由婚俗的一种不自觉的返祖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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