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站在讲台上大谈特谈“民主”的，并不是什么“民主人士”，而是旧西藏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的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
何为“民主”？民主即“人民的统治”。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谁也不会否定，即“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前者由广大民众掌握政治权力，而后者政权则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行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信手拈来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虽然不伦不类，不过总算粉墨登场了。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无论是达赖集团1963年颁布的所谓“西藏国宪法”，还是1991年的“流亡藏人宪法”，都规定“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属于至尊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可以更换包括首席噶伦在内的全体噶伦”。达赖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拥有对“噶厦”和“人民会议”的一切决议和官员任命的最后决定权。
除达赖本人是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外，跟随达赖出逃的家族成员也先后有7人登上“噶厦”“噶伦”宝座：二哥嘉乐顿珠数次担任“首席噶伦”，三哥洛桑三旦是分管卫生的“噶伦”，姐夫达拉·平措扎西则是分管内政、安全的“噶伦”，妹妹吉尊白玛几次出任文化、卫生“噶伦”，弟媳仁青康珠曾任分管教育的“噶伦”。这一届“流亡政府”中，“噶伦”丹巴次仁是吉尊白玛的丈夫，达拉·格桑央金是达拉·平措扎西的第二任妻子。达赖家族把持着“流亡政府”核心部门要职，权力盖世。
达赖集团的“民主制度”还带有浓重的僧团政治色彩。其选举办法规定，议会43名代表必须有10名来自教派。“流亡政府”现任“首席噶伦”桑东、“噶伦”次仁平措都是僧人，“噶伦”土登龙日也是达赖集团“瓦拉纳西西藏高级佛学院”培养出来的。
而作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会议”几乎没有立过什么法，形同虚设，1991年才任命的“大法官”更是空有其名，所谓“三权分立”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连达赖集团《西藏评论》和《独立》杂志也评论说，“如果关起门来天真地认为我们是一个推行民主的社会，不让人笑破肚皮才怪……结果是最典型的从未见过的挂羊头卖狗肉”，“政府体制中的监督机构和制衡体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为了取悦达赖喇嘛，这是哪家的民主？”
不惟如此，达赖集团还不惜采取恐吓、暗杀等手段，残酷打压迫害政治和宗教上的异己分子，不讲丝毫“民主”情面。不听其指挥的“藏人幸福事业会”首领贡塘楚臣和理塘·阿塔遭到暗杀，功德林活佛被刺成重伤，赤江和松布活佛遭到“死亡威胁”。曾经是达赖集团领导核心成员的其美泽仁指控说，有10名藏人由于不同意达赖的意见而先后被暗杀。
即使是藏传佛教信奉数百年的杰钦修丹护法神，也因被疑心“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对达赖喇嘛的身寿不利”、“亲汉”而遭受灭顶之灾：神像被毁，信徒被殴打，僧人被逐出寺庙。2007年，印度一些杰钦修丹信徒上诉印度法院，控诉达赖迫害。去年5月达赖窜访欧洲时，杰钦修丹信徒“如影随行”，打出“达赖喇嘛，停止你的谎言”的标语，抗议达赖的“专制”、“独裁”。
如此充满旧西藏封建农奴主专制色彩的“民主制度”，也只有达赖想得出来。在达赖“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奢谈“民主”的讲话中，有两个“关键词”颇为耐人寻味：一是“流亡开始”，一是“自由的西藏”。为什么是“流亡开始”而不是此前的一个什么时间“建立民主制度”？因为达赖心知肚明，民主改革前他治下的旧西藏实在找不出半点与“民主”沾边的东西，把人分为三等九级的封建农奴制法典、惨绝人寰的各种刑罚、用人皮人骨制成的宗教法器，等等，都是真正的民主所不能容忍的。
达赖终归是达赖，作为神权统治的代表，他不会也决不可能忘记昔日那个给农奴主阶级带来巨大政治、经济特权的黑暗社会，那个被他吹捧成“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媲美”的“自由的西藏”。那个时代，仅达赖家族就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农牧奴。更重要的是，他还掌握着黎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试想，有哪个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能够如此惟其所欲、如此“自由”？为此，他甚至宣称“西方如美国也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仿佛如此一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便真的成了“民主制度”。
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民主”这块“金字招牌”，达赖拿什么讨好西方主子，拿什么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又拿什么攻击国内的社会主义民主？
2000年达赖在达兰萨拉“西藏政教合一”研讨会上鼓吹：“政教合一含义广泛，如能照此实施，未来的西藏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社会。”可见，达赖的真实意图，是要借西方民主的“躯壳”，来还封建农奴制的“阴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