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烈用镜头记录着西藏今昔，他的心也从未离开“我们西藏”
陈宗烈在回味着，3月28日他的那些老朋友是那样高兴地度过。
今年的这一天，西藏迎来了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位在西藏工作了25年的老记者，曾经亲眼目睹农奴的悲惨生活，也见证过农奴翻身得解放时的欣悦。其中有些采访对象，成了他一生的至交。
陈宗烈是西藏民主改革初期常驻西藏的唯一摄影记者。他看到了西藏的“旧”，迎来了西藏的“新”，更用胶片记录下了西藏从“旧”到“新”的历史性进程。有论者说，陈宗烈的照片以见证者的身份，“将尘封的西藏往事之门洞开在我们眼前，历史在方寸间展现，镜头所及之处，我们的心灵也即到达。”
听77岁的陈宗烈讲西藏是一种享受：有趣闻，有轶事；有纵深，有比照。其中，他的三句口头禅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蕴含着他对西藏的炽热情感、对职业的由衷执著。
“慢慢就适应了”：困难不再是困难
身为画家张仃夫人的小姑妈，鼓励他进藏干一番事业
1956年，陈宗烈进藏，直到1980年离开，所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但面对这一切，他一笑而过：“慢慢就适应了。”
小时候的陈宗烈在老家江苏丹阳过着饥不择食的生活，家庭的重担让他必须扛起长兄的责任。于是他闯荡北京，投奔小姑妈——著名画家张仃的妻子。
小姑妈很疼爱这个小侄，供他上学，之后帮他在中央新影谋得一份差事。陈宗烈很努力，1954年被组织上推荐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两年后学成回来，一纸文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国家动员相关专业人员进藏工作，要求中央新影派出3名摄影师，支援刚刚创刊的《西藏日报》。陈宗烈思忖：西藏很神秘，很新鲜，去那里工作应该很有意思。而且当时西藏的摄影领域是个空白，趁年轻去打拼一下，说不定能捣鼓成点儿事。小姑妈也鼓励他报名，并承诺弟弟妹妹的生活由她来负责。
没有后顾之忧的陈宗烈带着对西藏的朦胧了解，向拉萨进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路充满了艰险与困厄；更没有想到，西藏的历史因为他的到来，变得更加形象，更加鲜活。
当年仲夏，陈宗烈怀着“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豪情，乘火车到了西宁，然后转乘汽车沿青藏公路前往拉萨。他和20多位进藏志士的“座驾”是一辆美国军用“道奇”战车——拉炮的十轮大卡。这辆车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车厢结构为木条加铁板，没有座位，只能坐在行李上。
“公路大部分是‘搓板路’，车上没有扶手，人和行李如同筛子里摇晃的豆粒，被颠簸得肠子都快断了。司机开车又很猛，滚滚黄尘从敞开的车尾涌入车厢，呛得人无法呼吸，只好抓起毛巾捂住嘴鼻。”陈宗烈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他们整整走了21天，才抵达拉萨。这些日子是怎样度过的？陈宗烈的回答轻描淡写：“慢慢就适应了。”
初到西藏，语言不通是个问题。怎么办？陈宗烈下定决心，“白手起家”，学！
然而，学好藏文并非易事。其口语就大有学问：贵族上层人士之间，要用敬语交谈；下层（农奴或平民）对上层人士必须用敬语；上层人士对下层讲话，或者平民之间交谈，用的是一般的藏语文口语，也就是藏语文的“普通话”。
陈宗烈刻苦学习，活学活用，“慢慢就适应了”。适应的结果是他能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在西藏自如地工作、生活。
除了“说”，“住”有时是个麻烦。1956年年底，陈宗烈被派往西藏黑河即现在的那曲驻站。那里海拔4700多米，10月就进入寒冬，夜间气温常在零下摄氏10度左右。刚到的那天晚上，陈宗烈没有经验，忘了生炉子取暖，结果晚上越睡越冷，再加盖被子也是冷。
第二天起床，让陈宗烈这个南方人惊呆的情景出现了：被子变得硬梆梆的，特别是紧挨着口鼻的被头，一摸，冰茬！原来他晚上呼出的水汽都没有“浪费”，发生了“物理反应”。
同一年，陈宗烈到班戈县采访挖硼砂的地质队。这里的水很苦涩，不宜饮用，必须等车辆送水来，并且每人限量供应。没有住处，就搭帐篷，但那里的风不打招呼，说刮就刮，而且一刮就是12级。大家只好挖大坑，在坑里支帐篷。放眼望去，地面上一片帐篷顶。尽管如此，陈宗烈深夜还是被冻醒了，发现自己正在露天睡，帐篷让风给“掠”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宗烈和地质队员一道，“慢慢就适应了”。这一“适应”，就是一个多月。
但是，陈宗烈也有无法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在民主改革前亲眼所见的农奴们的生活情景——
他曾经看到，有的农奴穿的所谓“皮袍”，不过是几张光板羊皮，缝合成一只皮筒、两只袖管。白天将“皮袍”从头顶套下，腰间系根绳子，就是衣服，内无衬衫，周身没有一缕棉纱。晚上就解开绳索，缩进皮筒，衣服就成了被子；
他曾经见到，在牧区生活的农奴有时饥寒难耐，就抓狂般四处逮牲畜。一旦成功，用铁针刺破它的动脉，靠原始的“茹毛饮血”来维持生命；
他曾经遇到，一家三兄弟共娶了一名女子，因为当时农奴主以家户为单位征收差税。如果三位兄弟选择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的差地面积要缩小，但各自要缴纳一份差税。为了逃避盘剥，三兄弟只好共妻……
“西藏需要变革，西藏必须变革！”陈宗烈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报社流行这样一句话，‘院子里是社会主义，院子外是封建农奴社会’，我们都在期待着院子里外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西藏……”：除了情感还是情感
韩红对他很尊敬，因为他给韩红的母亲、藏族民歌手雍西拍过照片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备受鼓舞的陈宗烈用镜头、用胶片、用内心，抒发着亲历这一过程的点滴感受。
他拍摄的《扬眉吐气》鼎鼎大名：1959年初冬，他来到拉萨达孜县汪固尔山脚下采访。当时有八个乡的农民在那里集会，他们从庄园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一些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债据，有的农民凑近一翻，竟然发现自己被迫按过手印的契约赫然在其间。
当时，农民们既愤怒又喜悦。愤怒源自过往的屈辱，喜悦源于现在的自由。“有人举着火把跑来将这堆文契点着了。大家欢呼起来，围在一起。有人找来棍棒，翻动着火堆，有人举手鼓掌庆贺，场面很热闹。大火焚烧的不只是一堆账本、契约，而是一个旧社会、旧制度。我赶紧找好角度，按下了快门。”多年以后，谈及这幅凝固西藏历史印迹的照片，陈宗烈依然流露出一份得意。
他拍摄了一系列讴歌西藏变革的照片：《丰收的喜悦》《歌唱新生活》《分牲畜》……这些名字就透露出一股迎来新时代的欢悦。陈宗烈足迹遍布除阿里（1978年前阿里地区由新疆代管）以外的整个西藏，所到之处，他都记录下那里的变革潮涌、风土人情。
陈宗烈把西藏变迁瞬间定格，西藏在他的心目中也渐渐变得明朗而清晰。尽管已经离开这片热土将近30年，尽管在藏多年让他患上了肺气肿，但一谈及西藏，他不停地说着“我们西藏如何如何”，喜上眉梢、乐在其中。
从不适应到适应，陈宗烈发现“我们西藏”的食物太有味道了。刚回北京时，喝不上酥油茶，浑身不对劲。他就往军用水壶里装茶水、盐巴和奶油，自制起酥油茶来。“尽管风味上有些欠缺，但可以解馋”。
后来，北京有了藏餐厅，陈宗烈来了精神，经常光顾。比如他喜欢到歌手韩红开的藏餐厅坐坐。韩红对他很尊敬，因为他给韩红的母亲、藏族民歌手雍西拍过照片。
现在，去陈宗烈家里，他会热情欢迎你的到来。进门了，他认真地献上洁白的哈达，因为这是“我们西藏”的风俗。
尽管是摄影记者，陈宗烈的文字也很见功力。在一本著作里，他这样描述在“我们西藏”常见的朝拜情形：“（大昭寺）门前青石铺地，每天有许多信徒到此匍匐跪拜。他们脱靴赤足，面朝大门，双手合十，举手过头、至脸、再至胸，向前方注目三拜，口中不断祈祷，然后双膝跪下，五体投地，额头向石板地面叩去，咚咚作响。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对佛最虔诚的礼拜。”
藏历新年是“我们西藏”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陈宗烈对曾经到藏族同事家过藏历新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藏历新年的年夜饭主食是“古突”，由九种原料加工而成的面疙瘩。“古突”有各式各样的“馅”，如象征意志坚强的干净小石粒，象征泼辣直爽的辣椒，象征温柔的羊毛，象征纯洁的小瓷片。另外，还会捏些小面人一道下锅，活脱脱一个藏式“乱炖”。
煮熟了，大家各自用碗来盛“古突”，然后小心翼翼地进食。按照传统，吃到小面人的，不管是长幼尊卑，都要学狗吠、学驴叫。
“我很幸运，碗中的‘古突’里，有一小块瓷片。藏族同胞们都向我道喜，说来年我将吉星高照。”回忆起这段趣事，陈宗烈像孩子一样笑得很开心。
陈宗烈最喜欢的茶是酥油茶，最喜欢的酒是青稞酒，最喜欢的风景在林芝地区的察隅县，“那里跟童话描述的一个模样，整座山全是玫瑰……春天的时候，满山的野桃花刚开过，没几天就轮到杜鹃花‘上岗’了。也就是说，今天是一山的桃花，过几天又成了一山的杜鹃花……”谈及西藏的美景，陈宗烈陶醉其中，意犹未尽。
不管是茶，是酒，还是景，在陈宗烈那里，都留着“我们西藏”的味道。他成家在西藏，孩子生在西藏。1980年他被调回北京，在北京周报历任记者、组长、编委，但他的内心不曾离开西藏，至今编著了多部关于“我们西藏”的图书，并乐此不疲，有求必应。1987年和1990年他两次重返西藏，访故地，察变化，会友朋，“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这里有故事……”：故事不只是故事
由于和狼生死对峙过，所以至今他不相信什么“与狼共舞”
“第一次听陈宗烈讲西藏的故事，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我也算是个‘老西藏’，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西藏工作过8年，可是相比有25年‘藏龄’的陈宗烈先生，那只是小巫见大巫”，《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张晓明说。
陈宗烈对西藏如数家珍。他的同事、北京周报摄影记者徐向军有次要前往西藏采访，陈宗烈给他提供了一大堆采访线索，“简直就是张活地图”。后来，徐向军发现打着他的“旗号”可以获得很多的采访便利，“在西藏，他似乎成了通行证”。
现在，提到“我们西藏”的一点什么事，陈宗烈总是有故事候着，等你“上钩”。
你说布达拉宫很漂亮很雄伟，陈宗烈会说：“噢，你知道吗？日喀则有个小布达拉宫，我这里有故事……”
原来，相传当年后藏领袖仰慕壮丽的布达拉宫，打算仿造一座，但苦于无法掌握布达拉宫的建设规划，就派人到拉萨去索要，前藏官员自然是“天机不可泄露”。来者急中生智，就找个萝卜，对照布达拉宫的形状雕刻了个模型，喜洋洋地回去“领赏”了。工匠如获至宝，捧着这个萝卜动工了。结果事与愿违，跟布达拉宫相比差距不小。原因颇具戏剧性：由于高原气候干燥，加上路途遥远，萝卜模型干瘪了，变了形。
你说你到过拉孜县，陈宗烈会说：“嘿嘿，我这里有故事，拉孜有一座铁索桥。这桥不简单，跟藏戏的起源有关……”
原来，公元14世纪，僧人唐东杰布才华出众，四处云游。他发现西藏各地没有桥梁，百姓过河又吃力又危险。他决心要为民造福，于是刻苦试验，发明了建造铁索桥的技术。但他只是个穷喇嘛，无钱无权，计划只能搁浅。
后来，他化缘时结识一位施主，家中有七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儿。唐东杰布计上心头，就说服施主和这七姐妹，并吸收几个年轻小伙儿，组成了西藏历史上首个歌舞演出团体。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一演出广受欢迎，募集到了大量的“演出费”。“老板”唐东杰布用这笔钱款修了几座铁索桥，拉孜的这座就是其中之一。为此，唐东杰布被人们尊奉为藏戏祖师。
关于西藏的故事，陈宗烈有一箩筐。除了这样的掌故，还有他亲历的一些险境，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位记者为了实践记录历史的责任，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时甚至是生命。
有一次，陈宗烈随工作队下乡采访。在途中休整时，他发现牧场周围冒着气体，原来附近有温泉群。这可有“货”了，陈宗烈拿着相机就跑，不顾这里海拔4800多米。来到一处卵石堆旁，一个浅井似的石坑就像一口开水锅，泥浆水在坑中“咕嘟、咕嘟”翻腾作响。陈宗烈正想举起相机“咔嚓”，突然感觉身子往下沉，脚踩的石头在陷塌，右脚滑进了沸泉，滚烫的水把他的靴子灌了个“饱”。
“幸好身边有同志奋力相救，把我拉了出来。也幸好我那天穿着长统马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后来有人拿几个鸡蛋放进沸泉里，不到三分钟就煮熟了。大家帮我把靴子脱下来，右脚上全是水泡，养了一个多月才好转”，陈宗烈说。
1957年，陈宗烈到安多县采访，独自在高原上策马前行。走着走着，马突然不动了，还往后缩。怎么回事？陈宗烈一抬头，前方有几只狗形动物依次排开。是野狗吗？难道马儿这么胆小，连狗也怕？
耳边传来的叫声让陈宗烈顿时懵了：是狼！野狼！那“嗷嗷”的叫声凄厉而恐怖。
事态突然，陈宗烈才想起腰间别着一把枪。这是当时为了外出安全，组织上给他派发的。他扣动扳机，向狼群连射子弹。马儿更受惊吓，原地乱跳，嘶鸣不已。狼群一愣，停住了脚步。但它们是“老江湖”了，或许认定一人一马一枪，它们“弟兄”几个不在话下，于是稍事“整顿”，结队奔袭而来。
怎么办？就这样“束手被擒”？“我已经看到了狼的毛脸，咧开的大嘴和雪白的牙齿，刹那间，我脑里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一次次扣动扳机……”幸好，枪声引起在附近放牧的藏族同胞的警觉，他们赶了过来，投掷石块，将“领头狼”击中在地。其他的野狼见势不妙，纷纷落荒而逃。
脱险后，陈宗烈随即翻身下马，向三位救命的牧民再三道谢。“至今我都不相信‘与狼共舞’的故事，那太过离谱了”。到现在，陈宗烈还心有余悸。
一肚子西藏故事的陈宗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留待人们慢慢地去诉说。（王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