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武装叛乱打扮成“和平起义”
达赖喇嘛在这篇感谢辞中回顾其１９５９年流亡国外的过程时说，“我和西藏地方政府曾努力在‘十七条协议’基础上与中方和平相处，但一切努力都最终落空，藏人除了于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发动反对中国野蛮统治的和平起义外，别无选择。”达赖喇嘛在这里又一次提出１９５９年３月发生在拉萨的事件到底是“和平起义”还是武装叛乱的问题。
其实事情本身很清楚。１９５７年，四川藏区一些土司、头人为反对民主改革而组织的叛乱武装，在当地遭到打击后逃窜到西藏，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组织，以统一指挥叛乱武装各派别之间的行动。１９５７年７月４日，“四水六岗”以给达赖喇嘛敬献“金宝座”为幌子，向达赖喇嘛呈送“将所有藏区归达赖喇嘛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达赖喇嘛不仅接受了“金宝座”，还给前来的５００名代表挂了哈达，西藏地方政府又以达赖喇嘛名义向“四水六岗”赠送了礼品，表明对这个叛乱武装的支持。在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叛乱武装在西藏到处烧杀劫掠，奸淫妇女，袭击解放军和干部职工，规模不断扩大。
１９５９年３月９日，西藏地方政府散布“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走”谣言，要求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请愿。３月１０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涌向罗布林卡，盘踞在拉萨周围的近万名叛乱武装向拉萨集结，将罗布林卡围得水泄不通，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给叛乱武装发放枪支弹药。１３日，叛乱武装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向各地下达命令，“所有１８岁到６０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叛乱武装频繁开枪开炮挑衅，到３月２０日凌晨，更向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拉开了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序幕。
有关武装叛乱的这一段历史有大量的当事人回忆、文献和影像资料为证，已经为人们熟知，而特别有趣的是，其中包括达赖喇嘛本人的著述。达赖喇嘛在１９６２年撰写的自传《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中，第九章“暴动”讲到：“我到拉萨后不久（注：指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后于１９５７年４月回到拉萨），整个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地平静”，并毫不隐瞒自己“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至于１９５９年３月拉萨发生的事，达赖喇嘛在这本书中绘形绘色地描述其周围“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装自己，部分战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他本人也曾“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在这本书里他也不讳言，堪穷索朗降措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活活打死。达赖喇嘛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另一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还有进一步交待，“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筒，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达赖喇嘛除了用大量文字描述武装叛乱活动，还抱怨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供应的枪炮太少太差，“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极为普遍，万一被敌方掳获，也无法追踪来源”。
总的看来，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对武装叛乱的回忆和描述，虽然也尽力加以遮掩和美化，却也不完全否认其武装和暴力的特点，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特别是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才逐渐变了脸，甚至发展到对“藏独”势力过去和现在的暴力行为一概不承认的地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分裂主义分子制造拉萨“３·１４”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打死烧死无辜藏汉群众１８人，达赖喇嘛至今还咬紧牙关，声称那只是一场“和平示威”行动，甚至几次编造“中国军警化装成暴民”的谎言。达赖喇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深知，一旦他和任何暴力挂上钩，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桂冠就戴不稳了，他的政治资本就要随之缩水。达赖喇嘛如果真心想同暴力划清界限，那是可以的；如果一方面继续使用、鼓励暴力，一方面又给暴力披上“非暴力”的伪装，那除了表明其伪善，不会有其他什么效果。
随意编造死亡数字
随意编造、夸大在叛乱过程中被击毙人员的数字，以博得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是达赖喇嘛多年的一贯手法，这次当然不能例外。据达赖集团“西藏之页”网站和挪威“西藏之声”报道，达赖喇嘛在“感谢印度”讲话中宣称：“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军队对西藏僧俗民众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仅两天内就有２万多名无辜民众被屠杀。”然而达赖喇嘛的头脑似乎出了问题，因为就在半个多月前，他在“３·１０”讲话中还只是说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上万名藏人被杀害，数千名藏人被逮捕和关押”，怎么一下就从上万人被杀变成了２万多被杀，并且时间还从“几个月”缩短为“仅在２天内”？如果我们再查一下达赖喇嘛１９６０年以来的历次“３·１０”讲话，可以看到，他以往一直都是说“几千无辜的西藏人被杀害”，缘何到了今年，先是突然变成了“上万人”，而后仅半个月又变成“２万多人”？更有甚者，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达赖喇嘛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宣称，“据一个中国军官的统计，仅仅在１９５９年３月至１９６０年９月间，在军事行动中被杀害的藏人就有８．７万人，这还只是在拉萨地区。”且不说达赖喇嘛并没有指出这位中国军官何许人也，这个数字本身就十分离谱。据达赖集团官方网站“西藏网”自己公布的数据，五十年代拉萨人口为３．７万，加上当时在拉萨的藏军和“四水六岗”叛乱武装上万人，如何能够得出被杀８．７万人之说？可见，在达赖喇嘛眼里，数字是可以随意捏造的，只要能耸人听闻、博取廉价的同情就行，没有什么诚信可言。可悲的还在于，这种劣习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现在，达赖集团还在不断“发布”去年“３·１４”以来各种奇奇怪怪的藏区“死亡”数字。
如何看待五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斗争，核心问题是要搞清它的实质。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段精辟的话：有些人对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多数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毛泽东主席在这里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如同１８６１年林肯总统为维护美国的统一和废除奴隶制而不惜对反叛的南方一战，１９５９年中国政府平息达赖集团的武装叛乱是完全必要的，是正义的。达赖喇嘛罔顾事实把１９５９年的武装叛乱说成是“和平起义”，胡乱编造“西藏人民遭到屠杀”的谎言，其根本目的就是把那场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说成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把自己装扮成“藏民族的代言人”，为其“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变相独立要求披上合理的外衣，以便有朝一日重新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对西藏人民的专制统治。
为帝国主义侵华不平等条约招魂
达赖喇嘛在这篇讲话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历史上西藏与印度的地缘、种族和王室关系，特别强调在地理上“西藏像是印度的一块高地”，在宗教上“印度是西藏的上师，西藏是印度的弟子”，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谈“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并以“１９０４年西藏与英属印度签订了《拉萨条约》”，“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４年西藏与英属印度签订了《西姆拉条约》”等作为这种关系的光辉例证。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的侵略战争，其中英国曾两次武装入侵西藏。１８８８年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被迫承认锡金受英国保护。１９０４年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中，英军深入西藏腹地，在一个叫作曲米辛果的地方，以谈判为幌子，欺骗藏军将火枪的引火熄灭，随后用机枪、大炮密集射击，当场杀死杀伤一千四百余人，其中杀死六七百人，制造了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上最无耻、最血腥的大屠杀。英军在向拉萨推进途中，焚烧了强林寺、贡崩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往内地，英军占领拉萨后强迫西藏地方上层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而对这个条约，清朝中央政府拒绝签字。对于这样一份不平等条约，达赖喇嘛却用来证明西藏与印度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不知他如何向他的前世交待，又如何能够使曲米辛果的屈死英魂安息。
至于《西姆拉条约》，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产物。在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４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公然提出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并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秘密谈判，置中印传统分界线于不顾，非法划定中印边境线，也就是“麦克马洪线”，作为《西姆拉条约》附件，企图以支持“西藏独立”来换取侵占中国西藏的大片土地。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所谓《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完全是非法的。然而我们看到，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记者会上公然宣称，自１９１４年西藏、英属印度和中国三方签订条约（即《西姆拉条约》）划定“麦克马洪线”后，“阿鲁纳恰尔邦”毫无疑问属于印度领土一部分。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表示，根据１９１４年西藏和英国代表签署的《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是有效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达赖喇嘛及其政治集团为了千方百计证明所谓“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在国外苟延残喘，已经堕落到了什么都可以出卖的地步。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在同中央有关部门代表接触商谈时反复声言：“西藏在历史上是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争论应当搁置，双方应当先谈西藏的未来问题。笔者认为，这里隐藏着一个阴谋：如果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同意达赖喇嘛的这种“建议”，那么就等于默认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西藏地方当局有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签署《西姆拉条约》，也就等于默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合法有效的。所以，“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作为历史事实，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不容置疑、不容动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