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也是西藏自治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第一年。对于纪念日的设立,我是衷心拥护和热诚欢迎的。因为,它就是我自己的节日,是民主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1948年出生于拉萨郊外堆龙德庆县的一个世代为差巴的家庭。在我出世后不久,西藏就获得了和平解放。但当时西藏上层的一小部分反动分子并没有打算真的执行有利于西藏发展的《十七条协议》,甚至处处进行各种阻挠和破坏。因此,虽然当时我们党依照《十七条协议》的有关规定,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极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教育,并在拉萨等地开办了几所小学,招收各阶层的小孩入学,但在少数反动分子的鼓动下,拉萨等地谣言四起。这些没能阻止我去接近党和人民解放军。
1958年的一天,我毅然去了我党创办的拉萨第二小学。几位老师看见了我,就前来询问。我向他们说明了我想上学的意愿,并再三恳求收下我,老师问明了我的情况之后告诉我说应征得家里的同意才可以。当时天色已晚,老师便留我在学校住宿。我在学校度过了激动的一晚之后,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跑回乡下奶奶家,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并带她到学校见那位老师。学校的老师征求了奶奶的意见以后,二话没说,就把我留下来了。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期间的所有费用全部由党和人民提供。
我入校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动下,发动了可耻的武装叛乱。但是,叛乱分子的图谋并没有得逞。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乱,并同时在西藏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
那一年,我因年龄和学识的关系,尚不能真正理解民主改革对于西藏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但是人们脸上那喜气洋洋的笑容,和骨子里所散发出的那种从此当家作主、获得做人尊严的精神面貌,却是我亲眼见到和亲身感觉到的。事实上,正如人们所评价以及我后来长大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推翻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不仅是西藏百万农奴的新生,而且是人类文明的胜利。
我在1958年入学后,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我个人的努力下,用5年的时间读完了小学,并于1963年考入了拉萨中学。1969年,我和几名同学应征入伍到林芝,在绿色军营接受生活的洗礼。入伍一年多后,部队党组织把我吸收为党员,并破格提拔我为连队文书。
1971年底,部队选派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我是该校的首批工农兵学员之一。我当时有一个决心,那就是进来时的空袋子,出去时一定要装个满。老师们给我们授课也非常认真,并非常关心我们的课外生活。学生有什么困难,老师就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
1978年,我国恢复了中断十几年的招收研究生制度。那时我在国家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本来我没打算考研究生,自己想:去报名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上。但我的老师姚世珍教授,贡噶、格桑居美、耿予芳、佟锦华、土旺等教授鼓励我报考古典藏文专业,并说考不上也没有关系,能找出自己的不足,今后也有个努力的方向。我听从了老师们的建议,报考了古典藏文专业。经过一段艰苦的复习准备,我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
1981年底毕业时,我自愿要求回到西藏工作,被分配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
可以说,多年来的时光,我并没有虚度。我在自己的科研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和人民也给了我许多荣誉。但我深知自己从党和人民那里得到的太多,从社会获得的太多,而我自己付出的又太少太少。
今年我已经61岁了。回顾我已走过的这60多年的岁月,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就不会有我人生的幸福成长;而没有1959年的民主改革,我和西藏绝大多数的农奴一样,就不可能真正争得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更不用说我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而且是一名倍受党和人民关怀、栽培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是共产党、是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格桑益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