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淡江大学   左松超

　　文化的定义，有人说有一百多个，有人说有二百多个，有人干脆说有几百个，不但文化的定义难以说得清楚周全，取得一致的见解，就连究竟有多少种说法也是很难查考的了。首先提出「文化」这一概念的人，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其它的一切能力和习惯。” 他的这一定义可以说是经典性的，具有重大的影响。后来许多定义虽然说法不同，但基本的本质大多仍然不出他的范畴。

    　中华文化的广大丰富、绚丽多釆，可以说举世无双，在今日更日益受到全世界人士的重视，影响将会随着时日的演进而扩大。中华文化的内涵在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面貌和价值。随手便可举几个例子：其一，例如“汉字”，它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共同使用的文字。汉字的发展从甲骨文、篆书、隶书到现代通用的楷书，虽然字形有嬗变、字数有增加，但一脉相承，变化的轨迹历历分明。中国因为地方辽阔，许多地方有不同的方言，一个人来到异乡，对于当地的语言难以尽晓，但是中国人不太担心这些，因为只要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无论在中国何处，对方只要识字都能一目了然。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基本上能保持统一，其中虽然有短暂分裂，但后来终归一统。所以能够这样，原因虽非一端，但文化上的向心力应该是主要的，而“书同文”所产生的凝聚力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由于汉字单音节、独体书写的特点，在文学的创作上，产生了举世独一无二的文体－－－中国的古体诗和词、曲。更特别的是对联，短的只有几个字，可以算是世界上体裁最短小的文学作品。而书法，更是中华书画艺术中一个独立重要的品类。

　　其二，我要说的是中华文化中特别重视的对父母的孝道。“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三经》中有一部《孝经》，专门阐发儒家的孝道思想。儒家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化的源泉， 是行仁的基础。 子女奉养父母，在今天好象巳经是不容易的事了，但在儒家的标准，认为行孝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口体之养是起码的事。 至于子女孝亲的具体做法，在儒家的典籍里也有许多说明。例如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依礼安葬； 奉养父母要恭敬，要使父母觉得快乐； 要时刻把父母的健康挂在心上； 父母在世时，尽量少离开父母到远地去。 可谓谆谆说教，不厌其烦，足见儒家对于孝道的重视。季羡林先生认为“孝”这个概念，世界各国都没有中国具体；而“孝”这个词，更具有中国的特点。他说：“我是研究语言的，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把‘孝’这个词翻译为英语，用一个词翻译不出来，得用两个词。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不能说外国没有孝，但孝并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译过去就得用两个词。英文里面两个什么词呢？就是儿女的‘虔诚’与 ‘尊敬’，而在中文中，光一个孝就够了。这说明‘孝’这个词有中国的特点。” 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今天的儿女们对于父母孝顺的程度不如从前了，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核心之一的孝道，是不是还是要常常提一提？当然也不是全盘接受，不合理的要陶汰。

　　其三，以中医为例。中医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特的医疗体系，不但流行在中华大地，除了中国以外，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也通行汉医。但从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医被视为不科学，受到误解、漠视、排斥，失去了医疗的主流地位。不过这种情况最近一二十年又有所逆转，不仅国人开始重拾对中医的信心，西方医学界也开始对中医重新评估，并进行探讨研究。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医病理论和医疗手段。中医的理念是：大自然或人体与生俱来就有一套自我恢复健康的平衡能力。人体生病，最主要是因正常的内在平衡，因某种原因打乱了，才发生病变。针对这种情况，医师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如中药、针灸、运动、推拿和气功等医术，令患者失衡的身体恢复平衡，而达到治病的效果。这套以修补身体的平衡基制除病的方法，实在是治本的方法。西医是以比较科学化的仪器作检验，如验血、量血压和体温、照x光、超音波检查、核磁共振等，去找出病者患处的病因。再重点用针对性的药物或手术来缓和、控制或治理局部的病害，帮助身体解救一时的危急。其余就是等待身体自我复原。这基本上是治标的方法。中医和西医虽然理念和方法不同，但各有所长，治标治本同样重要，不宜偏废。现在大陆推行中西合治，是一条极为正确的路子。今后中医的发展，除了深化自身的研究外，更要引进西医之长，如采用西医诊断病情所采取的各种检验以及外科精密的手术等，中药要进行科学的药理分析，并制成针剂和丸剂，以方便使用。我们相信中医必将发扬光大，不仅造福中华子民，也将造福全人类。

   　 以上虽然仅仅论及三点，但由此即可窥见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够孕育出
这样的文化，一定有他的渊源深厚的背景，是不言可喻的。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儿女，除了应当珍惜、自豪外，也要对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有所了解。近年来，有不少的学者曾经对此发表寳贵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未曾中断，举世无双。

    　中华古文明的起源，过去传统一般的说法是五千年，这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及一些其它文献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估测出来的；但古史茫昧，所载简略，又多神话传说，且多出于后人之说，很难考实。十九世纪末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在要求实证的条件下，这个“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说法，就缺乏科学上的可信度了。所以中外学术界人士，有不少人对我国是否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近二十多年，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出土了许多文化遗存，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证实了“五千年”不是虚夸之说，而是言之有据了。王巍先生即曾指出：

        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仰韶时代中晚期 (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 (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时期 (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 分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小组根据考古学、天文学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在2004年11月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估计夏的年代是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商的灭亡在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表巳经被国内外采用，大致上是个比较科学严谨的结论。如果以夏代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现在是四千七十多年。李学勤先生曾经提出两例子，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当在夏代之前，认为说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一，他根据我们现在日常所使用的常用字不过五六千个，而甲骨文里不同的字大约有四千多个，因为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用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所以当时的字一定超过五千个以上。从这一点，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商代絶对不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再往前推进四百多年，还未必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估计说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二，李学勤先生提到近年发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遗址的时代比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早，根据测定的材料，其时代大概是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这个遗址有城墙、有宫殿，有礼器和文字，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有一个“观象台”。李学勤先生说：“如果观象台这一点能够确定的话，将是天文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古书《尧典》里的观象授时是很合适的。《尧典》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确定历法。据说当时有一年366天的历法，有闰月。尧的年代正与陶寺遗址相当，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正在襄汾附近。”

  　  中华古文明的起源，能不能从距今五千年再往前推，这大有可能。现在说五千年，是根据目前考古学上能够看到的文化遗存作为根据推定的，这只是暂定的一个点，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论据，这个中华文化起源的时间点就要往前移动。现在巳经有了一些发现，但还不够多，不够充分。上世纪80年代，有几处早期遗址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存。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的水稻。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500至7000年的水稻，还发现了多件现在还可以演奏的七孔骨笛及龟甲上刻划的符号。在东北赤峰一个名叫查海遗址中，发现有一个石块堆起来的长达19米的龙的形状，这个遗址距今8000多年。上世纪90年代，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到10000年的水稻遗址。这些遗存表明了在10000年以前农业巳经萌芽，巳经懂得栽培水稻，8000多年前巳经产生了对龙的信仰，并且掌握了相当成熟的音乐技巧。考古学是当今的一门显学，在古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下，中华大地上会有更多的文化遗存发现，经过研究考订，将会对中华文化的起源产生新的认识。我个人乐观的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上推到一万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在人类史上有四大古代文明，除了中华文明，其它三个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流域) 古文明，起源约在公元4000多年前，约在公元前1000年后半期衰亡。埃及古文明，起源约在公元4000年前，约在公元2000前衰亡。印度古文明，起源约在公元3000多年前，约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灭亡。这三个古代文明都巳经消灭了，唯独我们中华文明自古至今，绵延不絶，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但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丰富。

　　第二， 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各个文化既有各自的特色并自行发展，也和不同的文化踫撞、交流、融合，形成今日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超过7000个，年代从公元前6000年起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地域遍及全国各处。经过学者的整理、研究，划分为以下几个文化区。

1 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文化区
      黄河下游文化区
2 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长江中游文化区
      长江下游文化区
3 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
      燕辽文化区
      黄河上游文化区
4 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
5 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从前有一元论的说法，即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方传播。后来长江流域也发现了古代文化遗存，又有两河文明之说。然而从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遍及全中国各处来看，中华文化的起源，实非一两个点而巳，而是有多个中心。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文化，一方面在自身的条件下，自行发展、演进，另外一方面又与不同区域文化接触，在不断地接触、交流、融汇中，最后形成为中华文化。

　　第三，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华文化起于多元，在多元的局面下演化、前进。各民族文化经过接触、混杂、融合、转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流而和其它兄弟民族文化共存的多元统一体。这个中华文化的“多元”与“统一”，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在长期演进中，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与周遭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主流文化从其它兄弟民族文化吸收养分，同时也把养分输入给其它民族，是双向的文化影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在今天中华大地上，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各有其自己的发展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他们和汉民族，是这块中华锦绣大地的共同主人。在1990年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对于“多元一体”形成了以下的共识：“‘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从而区别于其它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第四，展望未来

   　二十一世纪来临，中华民族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华文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挑战。由于交通便捷，距离不再以里程计而以时间计，譬如北京到日本东京，距离飞航两个多小时，到美国华府十几个小时；而通过网络，讯息瞬间可通，人类居住的地球，不再是大世界，而是一个小的地球村。这个世界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快”。讯息快，影响快，变化快。今日中华文化面对的有“多”、 “大”、 “高”三方面的问题，“多”就是面对的不止是东亚一隅之地，而是全球所有不同民族的文化，数量上要比历史上曾经接触到的要多得多， “大”是这些民族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要比从前的华夷、胡汉以及与邻近的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相比要大得多， “高”是有些民族的文化具有很高的水准，如欧美等国家，在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科技发明等方面有许多超越我们之处，相对的人家是强势，我们居于弱势。这样的情况，中华文化如何自处？中华文化发展的前途如何？历史巳经证明，中华文化有一种特性，它能够包容广大，能够吸很多外来的文化，来调整自己，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我吁请国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面对外来的文化，要不闭塞，不畏怯，不排斥；要勇于接触，勇于尝试，勇于创新。中华文化定能发挥善于包容、善于融合的特性，开创新纪元，使这自古至今绵延不绝的文化洪流更形波涛壮阔，永远长流。